「被失蹤」的法律後果—談國際法上的強迫失蹤

「人間蒸發」、「被失蹤」,在國際法上又稱為強迫失踨。這些詞語總能令人不寒而慄,原因並不只是受害人恐懼死亡、被禁錮或虐待,還包括受害人家屬或朋友長年因受害人下落不明帶來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因受害人不知所蹤而產生的「寒蟬效應」等。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少國家都以「人間蒸發」的手段來控制國內的反對派、少數族裔和其他國家認為需要消滅、禁聲的人群。

社會撕裂下的警政問題-以北愛衝突為例

自從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示威以來,香港警察在處理遊行集會的手法,令人對其失盡信心,甚至招人怨恨。同時,雖然警務處處長再三強調其絕對中立,又與黑社會、罪惡勢不兩立,但觀乎撐警集會、7.21元朗深夜的事件,還有種種警隊內流出的消息,似乎警隊內部視示威者為敵人,甚至達暴徒、恐怖分子般級數。至此,相信不少香港人都對前景感到憂慮,尤其是質疑警隊除暴安良、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能力。 筆者認為,香港現在面臨的情況,與六十至九十年代北愛爾蘭問題十分相似。無論是政府組成、警隊問題與社會撕裂的狀況,北愛與香港的情況都不相伯仲。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詳述北愛與香港問題的種種比較。可是,筆者希望能在本文探討最切身的警政問題,從講述六十至九十年代北愛共和派與保皇派衝突中,皇家阿爾斯特警察處理社會矛盾、遊行示威和防暴任務中的不當行為與其後果,探討香港警察應如何在今日社會撕裂的情況下,履行其除暴安良的責任。

中加外交風波與謝倫伯格案—上訴不加刑﹑審判程序和毒品罪行量刑的思考

在中國與加拿大就華為孟晚舟一案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及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加拿大人羅伯特・勞埃德・謝倫伯格走私毒品一案的重判,令人懷疑其量刑是否受到中加外交風波的影響。再者,謝倫伯格在上訴後被加刑至死刑立即執行,令人對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產生不信任,謝倫伯格被判死刑亦帶來是否罪刑相適的問題。以下,筆者希望解釋謝倫伯格一案所涉及的審判程序﹑「上訴不加刑」原則和其量刑。

說說法律考試的前世今生——法系與文化的差別

在不少國家,國家主辦的司法人員資格考試還是很流行的。本文會淺談三個地區的做法︰採用嚴格司法考試制度的德國﹑普遍不採用司法考試的香港,以及剛進行改革的中國大陸。

法政匯思:也談議事規則修訂

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不少人認為是違反基本法內立法會法定人數的條文,亦指出修訂是要完全打擊「拉布」,扼殺議員議政的空間。雖然民主派議員們再三強調修訂對議會的深遠影響,但市民反應冷淡,表決前夕的集員更只得數百人出席。

筆者無意評論建制派是否「乘人之危」、又或民主派是否「玩玩吓」,但對修訂一事中的三點,分享一下意見。首先,筆者認為修訂中降低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是否合憲實在難以說清,法庭將會面對巨大難題;其次,若要在提高議事效率與確保反映民意中平衡,議事規則應再作修訂,尤其是全體委員會及表決法定人數方面。最後,非建制派應該總結經驗,不僅要重新審視在現今議事規則下,他們如何有效表達意見,更重要的,是檢討為何群眾對這重大事件反應冷淡。

法政匯思:高鐵屠城記

高鐵直通香港,好壞本已參半。雖然通勤時間縮短,但隨之而來的問題,還有天價費用,令人不得不質疑其效率。為了令這大白象「得其所用」,我們還要拱手相讓區隔中港的邊界。名為一地兩檢,實為割地條款的安排,不就是隻特洛伊木馬嗎?

興建高鐵,本來就非香港人的整體意願。對於那些經常穿梭兩地的人而言,省下數分鐘或許是比較方便。可是,對於市民大眾而言,數百億的開銷,還有帶來的環境、發展、政治和法律問題,省下的幾分鐘,真的值得嗎?

DQ一案 輸了制度輸了民主

4名在立法會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包括港島區的羅冠聰、九龍西的劉小麗、新界東的梁國雄,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姚松炎,都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就職宣誓中,有與法律要求不同的演繹。雖然立法會主席其後准許再宣誓,但在人大釋法後,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皆指他們應當被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議席因而出缺。

解釋法例 要看立法會文件嗎?

立法會快放暑假,但議員可能免得大眾忘記了他們,繼續語不驚人誓不休。今次就輪到經常大放厥詞的蔣麗芸議員:她在社交媒體上轉載了梁愛詩評論法官及司法覆核案例的新聞,並加了「值得研究!法官在判決時應該根據立法原意,並參考立法會法案會議文件。否則只會予人感到司法凌駕於立法,法官大哂!」的評論。

希望與奢望

香港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 莫過於獅子山下精神: 腳踏實地, 靠自己的力量, 闖出一片天。 我們天天戰戰兢兢的工作或進修, 希望終有一日可以由下而上, 出人頭地。 可是, 一到政治, 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希望。 在政治上, 我們極少從下而上的參與, 最多也是由上而下的諮詢參與。 由開埠到今日, 香港人的政治參與, 無一不是在上者賦與在下者機會, 絕少從下而上的爭取。

道歉與道歉法的爭論

當人做錯的時候,道歉的說話自然不能少。有的人會九十度鞠躬,也有人會聲淚俱下的說聲對不起。可是,在某些專業領域,道歉帶來的,不止是一份心意,很多時候還帶來承認過失的責任,隨時賠得傾家蕩產。因此,他們在交代失誤時,總是閃爍其詞,從不直接道歉,而受害者和家屬總是氣得七竅生煙。

香港的難民—是個問題,還是藉口?

近年,香港似乎步上歐洲後塵,要面對「嚴峻」的「難民問題」。不時,有些政黨會將難民問題作主打,大做文章,要求政府盡快遣返難民,又提出種種措施杜絕難民在港,甚至要求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約》。數年下來,問題似乎仍未解決。究竟,香港面對的難民問題,和歐洲的又有幾分相似?究竟大家是想解決問題,還是另有所圖?

香港的法律教育︰學院派還是實用派?

身為剛剛畢業的法律學生,對四年來的課程還是歷歷在目。無論對商法﹑憲法還是刑法有特別興趣,香港的同學都別無選擇,「好唔好都要啃哂佢」。讀了四年甚至五年,學生固然有法律知識,但香港的制度,卻令想執業的同學「未學夠」,而想繼續進修研究的同學「未研夠」。再者,法律學院與法律界的關係,究竟是從屬﹑協作,還是支援呢?

林榮基•銅鑼灣書店•國際法

銅鑼灣書店事件,隨著各人逐漸露面而告一段落。這件號稱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盡失的事件,揭露了香港政府除了與港人虛與委蛇,迴避問題外,根本保護不了自己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實在是香港人的悲哀。

林榮基.銅鑼灣書店.人權

林榮基事件,就和李波一樣,狠狠地在港人心中敲響了一國兩制的警鐘。正如大律師公會主席所言,「香港人最恐懼的事情已經發生。」每個香港人的心中,即使持有不同立場,都總會問︰「難道中央,真的把一國兩制全都放在腦後了嗎?」這題的答案,恐怕只有中央才能回答。 本文不能代表中央回答,亦無意猜度,但有關林榮基的扣留和待遇,作為對人權小有認識的法學生,豈能視而不見。因此,本文希望從有限的資訊中,找出林先生所受的苦楚,並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分析事件。

中文、英文與普通法

語言,從來都影響法律在社會的地位和作用。香港既然自詡雙語城市、亞洲國際都會,因此法律也應當雙語並行。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而是英語佔優。有意見認為,香港的普通法制度限制中文的推行,因此英文無可厚非佔上風。即使香港人的語言水平有多高,法制的語言和日常語言不同,令法律對普通人而言一點也不「普通」,而是高深莫測。普通法,真的只能和英文劃上等號嗎?

法學院臨別感言(二)︰考試眾生相

上星期的臨別感言,出乎意料的有不少迴響,尤其是身邊仍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同學。其實別看法學生的表面風光,我們頭頂上的光環有多重,真的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法學生的辛酸,在上文經已略有提及,但講到最不為人知的部份,當數考試。旁人對法學生的考試,總有各種浪漫的的幻想︰有人會以為法學生只管背書,記得多便是皇道;有人則以為法學生可以成捆書本筆記的進出試場,答題易如反掌。可是,實情沒有浪漫,只有汗水,淚水和無數的紙張。

畢業法律學生的臨別感言︰關關難過關關過

又到四五月,隨著考試逐一落幕,我這個法律學生即將告別校園,投身他處。回想起四年前的我,再看著現在的我,除了身形走樣外,還有滿腔的臨別感言,希望能和先進後輩分享,算是對大學生活的暫別吧。 同影畢業照,同學們少不得相互問候。對於香港的法律學生而言,談資最重要的部份,是大家往後的發展。有人興高采烈,應該是手握國際律師行的合約,朝「成功人士」進發的道路彷彿豁然開朗;有人滿不在乎,應該是準備接手家族生意,又或離開法律界追求自己的夢想;更多的人是喜悅中帶著分分憂愁,一方面慶幸自己終於畢業,另一方面則對自己未定的出路擔心不已。

衞生作為(管理小販)的方法

眼見初一旺角﹑屯門亂況,痛心疾首。姑勿論誰是誰非,亂局已成,眾人目光,亦從是否支持小販,轉向警民衝突。在就事件下定論前,筆者希望可以就小販的問題問題著墨些少,以供討論。 香港小販問題已非新鮮事。癥結所在,不僅是僵化的小販政策,更是反映政府管理市政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禁止發新牌,嚴厲打擊無牌小販,指其影響市容,危害公眾衞生﹔一方面又容許水貨客﹑藥房將紙皮箱及貨品佔用道路,又推廣高「入場費」的美食車。公眾無所適從,只覺官字兩個口,講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