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對同性戀者的偏見

因荷李活大亨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涉嫌性侵犯女性而燃起的指控名人性侵犯趨勢繼續蔓延。最新而又知名度最高的被指控者,是殿堂級演員奇雲史帕西(Kevin Spacey)。根據美國演員Anthony Rapp的指控,他在14歲時曾被當時26歲的史帕西企圖性侵犯。

在回應指控時,史帕西說他不記得事件,如果有這樣做,他願意道歉。同時,史帕西藉此事宣佈自己是同性戀者。史帕西回應後,傳媒開始報道更多(但現階段仍是二手或匿名的)關於史帕西在演藝圈內性侵犯男士的指控。無論是Rapp的指控或史帕西的回應,都反映了多年來對同性戀者的兩種偏見。

第一種偏見,就是同性戀者必然是性開放人士,凡是同性都「啱口味」。在香港,這種偏見近期亦疑似在公眾場合出現。最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選副主席時,公開了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志全問候選人之一的梁繼昌倘若當選會怎樣制衡主席陳健波。梁說會在陳健波特別激動時會以「摸一摸」、「揸一揸」他的大髀的方式呼籲冷靜,陳健波對此的回應是「你唔好過份投其所好」。我相信,兩位議員這段對話只是企圖為沉悶的會議帶來幽默,但這真的好笑嗎?有意或無意地,兩位議員好像在影射像陳志全的同性戀者很喜歡「摸」或「揸」同性、好像是「逢同性都啱」。

不過,本身從青春期開始已自知有同性戀傾向的Rapp打破了這種偏見。從他揭發史帕西對他的侵犯、他在過程中一點都不享受及此事多年來為他帶來的痛苦,Rapp證明了同性戀者根本就不是像有些人那樣假設,很「濫」地「逢同性都啱」。這理應是最基本的邏輯:難道異性戀者又是「逢異性都啱」?但很可惜,這就是同性戀者時常要面對的偏見,往往要靠好像Rapp披露的慘況才能令人反思。

第二種偏見牽涉史帕西就事件的回應,他就着企圖性侵犯他人道歉的同時「出櫃」。多年來社會不少人士都很有偏見地假設同性戀者必然會有性侵犯同性兒童或同性少年的傾向。這種偏見甚至令到有些宗教派系以禁止同性戀傾向者成為神職人員,來作為防治神職人員性侵犯同性兒童的措施。這種想法根本是不可理喻:難道所有異性戀者都必然會有侵犯異性兒童的傾向?但是,史帕西的回應就正為這種對同性戀人士的偏見在某些人眼中構成「確認」。幸好,不少有知名度的同性戀人士與團體都譴責史帕西的回應,趁機向公眾解釋這種偏見的無稽。

社會對同性戀人士、行為、關係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亦無意在一篇文章內打開這個潘多拉的盒子。但我希望,就算是對同性戀有保留的人士都至少可以確保,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並不是建基於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惡毒偏見。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11月2日《蘋果日報》)

一個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香港人向來都喜歡認叻。曾幾何時,大家很喜歡不停地提起香港貨櫃碼頭貨運量是世界第一、香港外匯儲備是世界第一。就算這兩個地位已不再,香港人仍為自己城市多年來蟬聯世界第一自由經濟而自豪。

但香港有一個範疇被定為世界第一,卻並沒有多少本地傳媒關注,在2016年,香港的囚犯當中有超過20%是女性。這個比例是全球最高的,遠高於世界平均的4.4%。為何香港的女囚犯比例會有那麼高?數據當中都有不少啟示。

原來,香港的女囚犯超過一半是外籍人士,所犯的主要事項是以旅客簽證逾期逗留香港或做非法勞工(當中包括不少被「賣豬仔」來香港作為性工作者)、偷竊等與財產有關的案件。至於本地女囚,主要犯下偷竊及與毒品有關的案件。另外,女囚當中還有些與她們「同住」的小童:三歲以下的可以與母親一起在監內生活。

上述資料所反映的是種種因亞洲社會男尊女卑所造成的悲劇。被「賣豬仔」的性工作者有不少都以為自己來港是做另外一些工作或只是會來港一段短時間做性工作者,但最終被困而成為奴隸的人口販賣受害者。部份女性來自男女地位較不平等的地區,她們很多不敢或以為自己不能反抗。她們是受害者,但最終被制度看待為普通非法留境者而被囚禁,由此第二度成為受害者。

至於偷竊、毒品有關的案件,不時牽涉犯罪集團利用某些女性的貧窮、單親而又欠缺能力養活孩子、要為丈夫的糊塗背起債務、受家暴等慘況,然後威逼利誘她們去為集團犯罪。但到女性被捕後,犯罪集團又遺棄她們、讓她們自生自滅。如果她們是有孩子的話就更複雜。三歲以下的就往往無所事事地「陪媽媽坐監」(公道一句,這個制度的原意是出於人道考慮的),三歲以上的若較幸運就或許還有有心的親人照顧,否則可能要被政府制度接管。

由上述可見,我們的制度很容易把一群受害女性視為刑事罪犯,把她們再傷害多一次,亦令到香港女囚犯比例高企。這個問題的呈現並不源於執法者或懲教人員,他們都只是履行職責。要正視情況,就必須有法例、政策上的改革。對於外籍女性被「賣豬仔」的問題,這又是一個香港極度需要反人口販賣法例的理由。至於女性因家庭困境犯下的罪行,我相信法院在量刑時已在現有框架下嘗試考慮。所以,要令這群女性與其幼兒得到恰當的待遇,就需要改革政策去改善她們所面對的狀況與環境。

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政府、社會都需要關注、需要努力,確保香港女囚比率「世界第一」這份不光彩不會持續下去。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9月7日《蘋果日報》)

虐囚問題需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上周末,我們一家去澳洲小鎮巴拉瑞特(Ballarat)探望我的天主教代父與他的妻子。對去過澳洲東南部的香港人來說,這是一個考察澳洲十九世紀淘金熱歷史的旅遊勝地。但對當地人來說,這是上世紀中至八十年代澳洲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醜聞的重災區之一。代父兩夫婦帶我們遊車河時,亦帶我們經過不同的天主教堂及神職人員宿舍,指出各個曾被揭發是神職人員行惡的地點。同時,代父兩夫婦又憶述童年時在天主教家庭成長的經歷,提到神職人員當時至高無上的地位,就算當時有少量教徒投訴被性侵犯,教會、學校、警察甚至自己家人都未必相信他們。

多年後,陸續有人站出來對神職人員作出指控,但不少都因事隔多年而舉證困難、個別指控難以令有關神職人員或教會承認。對代父兩夫婦來說特別心痛的,就是他們與某些隱瞞情況的主教是認識、甚至熟絡的,而這些主教平時是被教友、社會公認為善良大好人的教會領導。

經過多年來的多個指控,澳洲政府終於就此情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過程令更多個案被揭發,就算有些個案沒有合理疑點地被證明,其數量、嚴重性與脗合性令指控更可信。更重要地,獨立調查委員會比起刑事法庭更能把焦點放在教會包庇「問題」神職人員、漠視受害者指控等制度性問題。

澳洲這段黑暗的過去其實對香港都有借鑑作用。近幾個星期,我曾在媒體刊登文章,呼籲大家關注少年囚犯在懲教所被懲教人員虐待的指控,呼籲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當時指控縱使眾多,但都是單方面來自疑似受害者。不過,這情況近日有所改變。根據《蘋果日報》報道,有前懲教人員確認各虐囚指控的整體真實性。他更聲稱施虐者不只是好像我之前以為的個別害群之馬,而是十分普遍。就算是大多數不想虐待少年囚犯的懲教人員都無奈要參與其中,否則會被同僚與上司看低一線。

現在有前懲教人員與多名受害者互相脗合的指控,政府還有甚麼理由延遲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徹查事件?澳洲的經驗證明,對於一些指控嚴重、牽涉制度性問題、但個別個案又難以壓倒性地證明的根深柢固惡行,只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機制才能把事件徹查,而且就矯正制度性問題提出建議。

澳洲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醜聞爆發多年後才令澳洲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盡早徹查事件,將令天主教會的公信力逐步被陰乾,連教會提供多項福利服務的社會認受性都受影響。同樣,如果香港政府不盡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虐囚指控,整個懲教制度的公信力亦會被陰乾。但願香港政府盡快跟進事件。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8月31日《蘋果日報》)

法律界專門化的機與危

上訴法院就新界東北示威者與2014年9月26日重奪公民廣場三子的判決引起十分多的公眾討論。對判決有所批評的,由情理兼備地針對判決本身的大小謬誤,到無理取鬧及充滿無根據的陰謀論地謾罵法官、司法制度都有。對於後者,我強烈呼籲大家停止,否則大家與早前瘋狂罵法官的藍絲有何分別?

總言之,就有關判決的不同意見都已經在坊間廣泛流傳。除此,有關判決本身亦帶出一個值得討論的較長遠、較闊的整體法律界大趨勢。早年,香港的法律界規模是十分小的。無論是事務律師、大律師或法官,在那時出身與從業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基本上甚麼法律範疇都要接觸、甚麼案件都要做、甚麼類型客戶都要面對。

但隨着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後,法律界亦跟着香港經濟多元化而有所改變。隨着法律界變得人多勢眾,業界在工種上變得越來越專門。執業律師與大律師的專長變的越來越窄。有法律界人士離開私人執業行列,專門做不同類型公司的法律顧問。法院在分配哪一種案件應分配給哪一些法官變得越來越專門。

在專業層面上,法律界的專門化是好事。執業或公司顧問律師專門化能令需要法律意見的人士與機構能得到更高質素的服務,亦為業界開拓更多以前從未有的工種,製造就業機會。司法制度的專門化能令案件由熟悉有關法律範疇基本原則的法官聽審,促使案件能更到位及有效率地被處理。

不過,有機亦必有危。如果不小心處理,專門化很容易令人很技術性地把一切都以技術性問題看待。如果一個火箭科學家只醉心火箭技術,就很容易把核武洲際導彈的發射看成為一連串要計算的物理學方程式,而看不到這導彈是大殺傷力武器。同樣地,法律界的專門化亦可能會令我們只看到當前的法律議題,而忽略了法律被引用情況下的社會、政治、人性背景。

譬如說,有些專注技術性較高的專門的法律界人士,一不小心就或會把法律簡單地視為一連串要不問對錯地要跟隨的規矩。有些人權律師一不小心就或會在分析法律問題時墮入「正義一定大過天」的陷阱。有些任職公司法律顧問多年的法律界人士,一不小心就或會把法律視為為了方便商業需要而要繞過的障礙。有些長期專門處理刑事案件的法官,一不小心就或會因多年來遇上太多窮兇極惡的罪犯而把一切違法都視為罪大惡極。這些例子並不代表有關的法律界人士有意圖地忽略獨立專業判斷,但人的世界觀、法律觀始終都難免會有點兒被人生與專業經驗而影響的。

專門化帶來的問題並不代表我們要把法律界改造回到以前那種沒有專門的境況。但我們這群日趨專門的法律界人士必須時常警惕自己,不要讓眼前的專門範疇影響我們對法律、法制的整體社會、政治、人性視野。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8月24日《蘋果日報》)

請關注虐囚指控

最近香港政治指控或與政治事件有關的刑事案件多籮籮,實在令人迷惘、悲哀。我在此還想呼籲關注一群無聲、不受社會歡迎的非政治人士。

近期不時有被判入懲教所的青少年被懲教人員虐待的新聞,更有媒體找到至少五十名前被囚者憶述在懲教所被虐待的故事,更包括一些滅絕人性尊嚴的虐待,例如被迫進食或喝下各種身體排泄物或生理液體,被迫去做一些不雅行為,及敏感部位被塗上一些容易感到很不舒服的藥膏。對於這一切指控,社會的反應偏向冷淡。更有不少社會聲音認為既然這群少年犯了事,他們就要付上代價,入懲教所並不是「嘆世界」。對於這種看法,我不是不能理解,但希望大家可以想深一層。

少年犯了事的代價,就是通過被囚而失去自由。各種虐待並不是代價的一部份。試想想,如果做錯事就可以任人魚肉,難道大家支持在學校每當學生做錯事就大肆體罰?在工作做錯事就可以像奴隸那樣被老闆鞭打?再者,懲教所除了「懲」還有「教」,如果大家覺得被囚在懲教所時被虐待是活該的,其實是否支持被囚的少年學習何謂以暴易暴才是王道?另外,當有至少五十個前被囚者憶述被虐待的往事時,就很難說人人都是說謊,或被虐待只是個別事件。這規模的指控是虐待在懲教所內已系統化的迹象,社會與政權應該怎樣回應?

在社會層面上,我希望大家關心囚犯被虐待的情況,不要再說他們是「抵死」。如果囚犯被虐待是應份的,我們可以不要法制了,大家不如返回古時村落行私刑那種小偷被毒打、爛賭被斬手、通姦被浸豬籠的傳統就算了。在政權層面上,懲教署近日給傳媒的回應就是若被證實,這種虐待行為是違法,他們建議自稱是受害者的人士舉報。但問題就是,這些指控往往都已在很久之前發生,亦極難直接證明個別具體指控、遑論能提出刑事檢控。在海外,每當有一些每個單一指控分開來看都難以具體證明的系統性惡行(例如愛爾蘭教會虐待兒童;澳洲執法者不時逼到被羈留的原居民在拘留所自殺等情況),他們都會以非政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方式去徹查事件,就系統性問題作出結論及提出改革。

所以,我呼籲政府就青少年囚犯被虐待的情況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呼籲並不是出於任何政治考慮:任何人都不應被虐待,這理應是不分政治派系的大道理。這個呼籲更不是對懲教人員有偏見:我都有親戚與朋友曾經或現在任職於懲教署,我相信他們都是盡忠職守的,如果能把一些害群之馬的惡習杜絕,這都是還整體懲教人員一個公道。但願政府能救救少年,盡快跟進有關議題。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8月17日《蘋果日報》)

「阻住做生意」的一地兩檢

政府一地兩檢方案推出後,不少人把焦點放在能否在高鐵用社交媒體、內地人員在西九持槍、香港與內地刑法的分別。這些問題雖然搶眼,但普羅市民會說「不乘搭高鐵就可以了」或「去到羅湖都是這樣的」。建制派會說,可以討論把在西九與高鐵車廂內適用的內地法律收窄,以此把整個違反《基本法》的一地兩檢合理化。

同樣地,有些聲音說,要反對的不只是違反《基本法》的一地兩檢,大家還應該反對整條高鐵。當年高鐵撥款怎樣夾硬通過、效益怎樣被誇大,香港人都明白。但香港人亦是很實際的,要他們現在擱置幾乎落成的鐵路是沒有可能的。如果把戰線從一地兩檢拉到去整條高鐵,這只會墮入政府的圈套。政府可以更容易地混淆視聽,說反對整條高鐵更反映反對一地兩檢是不切實際,說反對一地兩檢的人只是想封閉香港,說這是仇視中國的政治化行為。

十四、五年前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運動教訓我們,要在一個市民原本以為是「好事」的議題把民意逆轉,有些事是要注意的。第一,不可以為一時的頭條新聞而只懂「靠嚇」,因為把東西說太「大」只會令市民感到難以置信。第二,不能把議題拉得太闊,因為容易被混淆、模糊,反而需要很有焦點地去「打」一些香港人平時會着重的東西(當年23條立法就專注在言論與集會自由及這怎樣影響香港國際城市地位)。

以此為鑑,一地兩檢應該怎樣去對抗?關鍵就在於回應香港人着重甚麼東西。直接一點說,香港人最着重的就是賺錢。政府亦是看中這一點才大打一地兩檢「方便牌」,因為方便就是時間、時間就是金錢。正因為這樣,任何只懂否定一地兩檢方便的論點,或在沒有其他補充下說「方便不是一切」的說法都很難被市民聽得入耳。

但反對一地兩檢者怎樣能把議題與賺錢掛鈎?上星期六晚,康宏金融集團行政總裁莊偉忠在社交媒體炮轟政府「霸王硬上弓」、犧牲了法治。其實,從商、從事金融界與服務他們的專業人士私底下都提起,擔心政府處事竟然毫無諮詢,還要用「我說的就是法律」形式靠人大常委會決定繞過《基本法》。對他們來說,這表示政府一意孤行,更表示以後如果政府想做可能違反《基本法》的東西、只要把事情「踢」上去給人大常委會授權就可以。這種處事方式影響生意人很着重的法律與憲制確定性,為投資者帶來多一些營商風險。

長話短說,在一地兩檢問題上,政府說的「方便」對營商只有小幫助,但實施方式就為一眾投資者帶來風險,對營商構成大傷害。我們應該不斷提醒務實的香港人,向他們說政府的一地兩檢計劃簡直是「阻住做生意」。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理性地說真話

很老實說,如果可以的話,我真的不想費時反對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方案。為甚麼我會這樣說?
在法律上,任何牽涉內地人員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法律的方案都很清楚地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就「香港」的定義、及《基本法》有關內地法律基本上不在香港執行,以及在香港境內的內地人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的條文。這些條文的清晰程度高到根本沒有「走盞」空間。如果深圳灣、海外一地兩檢例子在香港境內實施,都通通會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

但政府今次很聰明。他們的方案並不是為求遵守有關憲制性文件。政府現在把一切都推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去通過一地兩檢安排。在這個方案下,就算有人在香港提出司法覆核(要在內地法院挑戰這方案是不可能吧),香港法院無論對這方案有任何憲制上的質疑也好,最終都很大機會要以香港法院無權過問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主要理由,把司法覆核否決。

換句話說,政府根本就不重視《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他們只要做到難以被挑戰就可以了。在這情況下,無論說甚麼都好像沒有用了。

至於在政治上,我更擔心一地兩檢的爭論會令非建制陣營一鋪清袋。一地兩檢的所謂「方便」雖然在不同範疇上都被誇大,但其「方便」形象的確是深入民心。再者,因為非建制圈子過往已濫用「世界末日」、「一國兩制已死」、「大陸好恐怖」等論述去反對一些政策,「由細嚇到大」的香港大眾每當聽到這些說法已經無動於衷、甚至對其反感。可惜,近日在傳媒與社交媒體見到的非建制政圈與社運人士對一地兩檢的評論都偏向是用這種驚嚇論述。老實說,就算這些恐慌是有理據的,香港已進入了「狼來了」年代,不會有助說服市民去看清楚政府一地兩檢方案的弊病。

既然法律、政治上都好像是死胡同,這是否意味着大家都放棄質疑政府一地兩檢方案,讓它悄悄通過就算數?這又倒不是。在法律上,政府一地兩檢到底是否符合《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是一件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事。既然政府嘗試靠掩眼法把不合憲的變成合憲,我們就有道德責任去理性地、不情緒化「逢中必反」的方式去拆解。在政治上,雖然大眾表面上時常擺出一些「不要讓法律問題阻着地球轉」姿態,但我與政圈、社運圈子外的朋友討論憲制議題時的經驗就是,只要有人願意用非情緒化方式,耐心理性地解釋,大眾會願意思考的。

說到底,在嘗試說服大眾為何政府一地兩檢安排不能接受時,我們不需要情緒化、不需要以激烈的措辭、不需要譁眾取寵,只需要理性地說真話就可以了。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7月27日《蘋果日報》)

邁向溫和的機會被剝奪了

司徒華是一個反共、反建制分子,他的事迹眾所周知。經過多年的市政局與立法會生涯,他沒有像葉錫恩那樣變成建制,亦堅持大原則,但他都變得溫和了。縱使他當時已不再在議會,但他的溫和聲音對於民主黨最終決定造就2010年政改方案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同樣,作為記者時曾狠問戴卓爾夫人為何把香港人送到共產獨裁政權手上的劉慧卿,做了多年議員後都成為了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的造就者之一。

至於就算以近年標準來說的非建制政壇人士又如何?「長毛」梁國雄雖然時常高呼口號及有時拋一些沒有殺傷力的東西,但他現在對非暴力抗爭的堅持已與他年少時對其有浪漫嚮往的哲古華拉那套跨國武力革命思維有點不同了。陳志全因他來自政團人民力量及有時參與議會拉布策略,都會被視為十分激進。但他近五年的議員生涯,在政圈內被譽為一個對政策、法例草案「熟書」的議員,更在版權(修訂)條例爭議時曾努力尋找各方妥協方案。

上述例子可見,無論是在體制外時被視為有多麽激進的分子也好,入到議會內都會有點改變。這並不代表他們放棄了一些理想或原則。但事實就是,議會議程甚多,就算只是關注一小部份都已足夠令議員忙到透不過氣。再者,做了議員後會較多機會與政府官員交涉。在非大是大非議題上,就算未必會改變議員的原則性想法,至少議員們會多考慮一些政府平時要兼顧的落實政策因素。

還有,做了議員就自然會有更多與廣泛政見的市民接觸。市民很多時不會太理會社運圈子或政壇內被大事推崇的理想。相反,專注市民所關心的民生議題、然後再由此向市民展示制度上的不義,反而更能令市民支持。

上星期五,法院裁決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的立法會就職宣誓不符合法律要求,因而議員資格被褫奪。這四人都被政權視為不受歡迎的激進分子。毛哥是「激進派」鼻祖,就不需多講了。至於其他三位,羅、劉、姚就不同程度地被視為支持中央認為敏感的「自決」。但他們成為議員後,都溫和地把焦點放在民生議題:羅特別關注港島南區發展、劉着重小販權益與重建市集文化、姚就是議會內土地發展與經濟的重炮手。

但很可惜,政權以釋法、「擺法院上枱」方式把這四位議員踢出立法會。政權既不讓他們在議會外時推動所謂激進思維,亦不讓他們在議會內少講「自決」,多主張務實與溫和的政策、為民請命,簡直是「趕狗入窮巷」。這不是政權製造社會撕裂與爭拗的劣質舉動是甚麼?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7月20日《蘋果日報》)

愛國教育越洗腦越捉蟲

2012年,香港經過一場大型的反國民教育運動。當時,不少香港人和我都擔心,國民教育在學校實施後,孩子會被洗腦,變得盲目地愛國,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相隔五年,現屆政府被傳會再推動國民教育,企圖令下一代更愛國。

縱使香港這些年來其實有一定數量的學校已在暗地裏推行上述那種國民教育,而政府亦很可能將會就此再一次普及化,但是,我現在有信心,學生們應該不會那麼容易被洗腦。

先說我多年來因工作而遇上在內地長大的人士,他們都受過內地的愛國教育。他們當中的確有部份好像是被洗腦似的。老實說,就算是香港都不乏盲目愛國的人,所以有愛國內地人亦不足為奇。

不過,我遇上得較多的,是縱使受過愛國教育、內地長大的人士並沒有被洗腦。他們很清楚內地有甚麼地方是做得好的(而在這方面他們比起香港某些盲目地逢中必反的人士更中肯)。而在私底下,他們對於內地不平等、貪污、不民主、不尊重人權的批評比不少香港人更狠,亦不會以「國情」等藉口為內地開脫。

至於香港長大的孩子與青少年,要把他們洗腦就應該更難。譬如說,我那個平時對政治、時事沒有興趣的七歲兒子看完有關劉曉波的報道後都會懂得問:「他做了甚麼?為何要對他那麼差?」如果一個不問世事的小孩都懂得這樣質疑,愛國教育真的會令他或比他更成熟的青少年突然間被洗腦嗎?還是會令小孩與少年小則感到迷惘、大則因愛國課程與事實不符而感到更反感?對於想香港下一代更愛國的單位來說,在這個環境下推動愛國教育,難道不是會造成廣東話形容那種「捉蟲入XX」的反效果嗎?

當然,有人會說,愛國教育的威力不容忽視,看看內地,甚至是海外中國留學生某些極度愛國的聲音就可以證明是有用的。我以上的說法並不表示愛國教育完全沒有效,但其效力通常只會在兩個情況下浮現。第一,如果一個人活在資訊封鎖的環境,愛國教育當然會有效。反觀,我上述那些曾遇上的內地人都是懂得在網上「翻牆」或已不再在內地生活。第二,對於有些人來說,愛國已經是他們升官發財的工具,他們當然甘願被洗腦吧。

所以,除非香港變成一個消息完全封鎖的城市,或每一個小孩青少年或其家庭都會因愛國能得到很具體的利益,否則愛國教育在香港實施不但會不得其所,還很有可能會令下一代對國家更反感。這個結果不只是愛國教育吹捧者不會想見到,連像我這些希望香港人會對內地既不只懂歌頌亦不只懂批評的「大中華膠」都不會想見到。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7月13日《蘋果日報》)

重拾香港人的英文水平

上星期,我寫了關於有國際投資者質疑香港人現時的英文水平,及我們的社會領袖需要怎樣帶頭做個好榜樣、願意多用英文。同時,正如我提及,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回應這個問題時,認為有需要在教育上入手。

根據香港2011年人口統計,縱使英文是香港官方語言之一,能用英文溝通的香港人只有大概46%。相對不時被香港政府、建制人士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根據他們2010年人口統計,有大概80%的新加坡人能用英文溝通。這個差距有很多因素,教育應該是其中一個。

在新加坡,中小學課程都是以英文教學。還有,我見過一些較低年級的新加坡教科書,雖然與香港一樣有過度操練的弊病,但他們着重教一些較日常生活能運用的英文。所以,就算是教育水平較低的市民都能以基本英文與他人就日常生活話題(例如購物、乘坐交通工具)溝通。

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這代表他們的人員可以住在新加坡任何角落都能以英文處理生活瑣碎事,不一定要像在香港那樣住於某幾個較容易以英文溝通的「貴」區。還有,對於不像我們香港人那麼只懂注重英文口音夠不夠西化的西方人士來說,他們更可以嘗試讓孩子去新加坡本地學校讀書,不一定要去國際學校捱極貴學費。

我認為,為了保持國際城市地位、為了確保市民能運用官方語言之一、為了吸引國際投資者(甚至不少「海歸派」的內地專才),香港教育應把能以英文溝通的市民比率提升到新加坡的水平為長遠目標。但有人或許會有以下的質疑:

是否要取消母語教學、改用英語?這個答案最簡單:是。母語教學實行時有爭議性,撤回都應該會有爭議性。但如果我們真的有心去達到上述目標,就沒有其他辦法。

香港人口沒有新加坡那麼多元,所以沒有學好英文為共同語言的迫切需要?這是不關事的,因為香港的商業書信仍然用不少英文,而新加坡人在工作以外多是用母語的。

這目標是媚外、是忽略母語嗎?絕對不是!這個提升英文水平及廣泛的建議不只不是媚外,其實是愛國表現。面向國際就是香港最能為國家貢獻的角色。至於母語方面,新加坡推行英文教學同時,亦十分注重各族群的中文、馬來文、塔米爾文溝通能力。很多在香港工作而中文流利的律師都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英文口音不是很不好聽嗎?這就見仁見智,但世界各地的人都聽得懂他們的英文就是事實。如果香港同樣地較注重咬字、句子清楚而不浪費時間在模仿英美澳加口音,英文教學會事半功倍。
但願香港能夠在不忽略母語情況下廣泛地能以英文與世界各地人士溝通,為香港、為中國發展帶來契機。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6月22日《蘋果日報》)

英文水平下降的警號

今年1月,我出席一個大型場合,其間榮譽嘉賓是一名問責高官。他以英文發言。這嘉賓的英文實在「聽死人」,但問題並不在於有很重的香港口音。我從不認為「鬼聲鬼氣」才是王道,其實不少很重香港口音的人所說的英文都比不少母語是英文的西方人士更清楚、更井井有條。但這嘉賓說的東西,我真的是要停一停、諗一諗才能估到。疑似「fee tray」(收費盤?)的英文或許是「free trade」(自由貿易)。而聽下去令人迷惘的「lei-wo paying feel」(乜乜付款觸覺?)可能是「level playing field」(公平競爭環境)。

上星期,根據傳媒報道,在一個香港美國商會的場合,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是嘉賓,其會長提到不少美資公司近年把他們的香港分部撤離。會長強調,這與香港政治環境無關,但有幾個令在香港設分部吸引度下降的因素,當中包括租金昂貴與管理人員來港的昂貴生活開支。除此之外,會長更說收到不少對現在香港人英文程度的投訴。

就此,林鄭月娥笑說出席像這個外資舉辦的場合能讓政府官員練習英文。但當她正經地回應時,她承認香港英語水平是一個問題,建議從學校教育入手。

無可否認,英語水平與學校教育是有關係的。不過,無論是學校的英語課程、或「怪獸家長」不斷推小孩去惡補英文、或近幾十年多了很多香港人去外國留學,香港人現在的整體英文水平理應比幾十年前要好。既然如此,為何國際投資者會有香港英文水平下降的印象?

首先,香港的英文水平或許有進步,但內地學生、企業員工、專業人士與政府官員的英文水平就進步得更快。同樣地,或許有不少老一輩的新加坡人的英文程度有限,但現在的新加坡人幾乎全部都能以英文為母語來運用(無論香港人怎樣取笑新加坡口音也好,他們的英文是清楚的)。相對來說,香港的英語水平進步速度或許較遜色了。

第二,縱使《基本法》第九條說明英語是官方語言之一,我們的社會領袖已不注重英文。有英語與國際傳媒朋友都曾向我說,要找政府人員、各級議員或政治與公民社會人士以英文回答質詢已越來越難。在立法會內願意用英文發言的議員亦越來越少。很多政圈與公民社會團體都只發表中文聲明、評論。更諷刺的,就是它們當中不乏口口聲聲說要捍衞香港國際地位、不要香港變成一個普通中國城市的團體。就算有時有社會領袖願意用英文,他們大多是在表情或身體語言上擺出很不情願的姿態。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如果社會領袖都不願用英文、甚至把英文視為洪水猛獸,大眾就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漠視英文,香港文化、經濟、國際城市地位都會是大輸家。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6月14日《蘋果日報》)

1989——歷史的分水嶺

在1989年,有人民活在獨裁的社會內。他們的人權受到剝削,遑論享有民主政制。他們生活艱難,覺得自己「一無所有」。他們更深知政權的貪腐,令他們感到絕望。

這種絕望逐漸變成不滿,而這股不滿最終在1989年爆發了。人民違抗政權對於示威集會的諸多禁止、阻撓,湧到大型公眾地方示威。參與的有學生、知識分子、勞動階層。起初,人民要求的並不是推翻政權,只求政權改革。在這階段,政權軟硬兼施,一方面說會有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秘密警察、公安、軍隊的傳召來向群眾施壓,亦會在官方喉舌抹黑示威的人民。

眼見政權的拖字訣策略,在示威場地的人民開始把訴求升級,要求全面民主,推翻專制。政權就此把國家邁進高度戒備狀態,批評示威的人民為需要果斷清除的西方外部勢力棋子。但士兵、軍隊最終拒絕動武傷害自己的國民。政權知道大勢已去,就自行逐步結束專制,把國家推向自由民主道路。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質疑我在胡說甚麼。1989年的結局不是政權通過軍隊在北京屠城來維持專制嗎?不過,我上述的1989年往事並不是發生於中國,而是發生於東歐。在1989年,同樣是面對着人民的聲音,中國的專制政權選擇了暴力鎮壓,東歐的專制政權(縱使起初不自願地)選擇了自由民主。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水嶺,因為兩群被壓迫人民的命運從此不一樣。

有人會說,中國政權的鎮壓帶來了28年的經濟繁榮穩定,反觀東歐這28年來的經濟表現有好有壞。我並不逢中必反、逢政權必反,所以不會把中國政權過去28年的經濟成就全盤否決。但無論是獨裁或民主,1989年的中國在勞工成本、土地供應、基建、教育水平等指標其實都比1989年的東歐更有高速發展經濟的空間。而東歐這28年的經濟表現更顯示,1989年後成功落實民主政制的地區比起保留獨裁、反自由色彩的地區更能帶動經濟發展。

亦有人會說,1989年的中國政權能保存自己的執政地位,反觀當時東歐的政權被瓦解了。既然如此,一個政權在存亡一刻自衞又有甚麼問題?如果大家看看1989年後的東歐,其實固有的政權只是名亡實存。他們不再稱自己為「共產黨」或類似名稱,但他們在官場上仍提供很多有執行政策經驗的人才,在政壇上亦以不同身份、光譜執政。相反,落實民主的東歐地區不需要花大量資源去做維穩、國安工作,就更能把資源放在帶動社會和諧的經濟、民生項目上。由此可見,所謂的「結束一黨專政」,並不一定是人民造反或推翻政權,而是可以成為政權集團自行實施的「可持續發展計劃」。

所以,每逢六四周年,我們要哀悼的不只是生靈的塗炭、政權的鎮壓、異見者的迫害。我們亦要哀悼一個錯過、失去了的重大歷史契機。星期日晚,維園見。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5月29日《蘋果日報》)

周浩鼎面對「客戶」的底線

我是14年多前開始在一家國際律師行做見習律師的。律師行每年都為其律師與見習律師做風險管理培訓。我還記得第一次培訓的重點內容,是關於兩件當時轟動全球法律界的案件。

第一件案牽涉一家會計行。他們因為擔任一家最終被揭發做假賬而被清盤的美國能源公司的核數師而惹上官非及被有關當局調查。他們當時的內部法律顧問在敏感時候發電郵說,根據內部指引,某些文件是時候要被毀滅了。會計行人員隨即把一些與上述公司有關的文件毀滅。這電郵最終被媒體披露。有關會計行因被貼上「毀屍滅迹」的壞聲譽而迅速地幾乎失去所有客戶,最終要倒閉。那位律師亦被刑事檢控。

第二件案發生在澳洲。一名經驗豐富的律師行合夥人被法官指控他知情地容許一個與他有多年客戶關係的訟方毀滅多份與案件有關的舊文件。這律師所屬的律師行因擔心會像上述會計行一樣被客戶遺棄,所以很快就讓那位合夥人離職了。

這兩個案件的律師在事發多年後上訴得直。不過,他倆的聲譽、事業已被毀了。

言歸正傳。我第一次出席上述培訓時,這兩位律師都還未上訴。負責培訓的合夥人對我們說:「記住,無論你與客戶的關係有那麼親密,或給了你的團隊那麼多律師費也好,沒有任何一個客戶值得你為他去做一些超越操守或誠信底線的事。你為一個客戶做事,你會失去所有客戶、律師行對你的支持,失去所有就業機會、執業資格、甚至人身自由。」

多年來,我都把這番說話銘記於心。跟隨這番話曾令我失去某些客戶,但更多客戶會懂得尊重這份專業堅持。其實,只要一個律師願意不責罵、有耐性地向客戶解釋,原來不做一些超越律師底線的東西不只是符合律師利益,亦符合客戶利益,多數的客戶都會接納意見。至於少數仍要走歪路的客戶,就惟有讓他們另請高明。

周浩鼎律師,不知道你是見習律師或初當執業律師時,有沒有律師行「師父」曾向你灌輸類似上述的教誨?

如果有,為何「浩鼎門」事件會發生?梁振英不是你法律專業上的客戶(就算在政治上,市民才是你的客戶),但他疑似把他對立法會UGL委員會調查範圍的改動交給你去帶入委員會。性質上,這不是像要你做超越底線事情的「客戶」嗎?或許你的底線與我們不少行家、甚至大眾還要低,還是根本不存在?如果沒有,你現在會否為自己的行為後悔,並且認錯、道歉、引咎辭去立法會議席?無論你聽過類似教誨與否,你覺得為梁振英提供這個「服務」值得嗎?

周律師,聽聞你信主。請你浪子回頭,全面承認錯誤,懇求主與香港人的寬恕。否則,願一切鄙視和恥辱歸於你(及你那位「客戶」)。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5月27日《蘋果日報》

外傭應得到有尊嚴待遇

上星期,外勞事工中心發表了關於外籍家傭在僱主家內居住環境的報告,陳述香港不少外傭的惡劣居住狀況。他們當中不少沒有自己房間,只是睡在儲物房、工作室、廁所、廚房,有些甚至是睡在上述空間的櫃內。就算有自己房間,都有不少是環境惡劣(例如四呎高天台鐵皮屋)。

遇到這些情況時,外傭大都不敢投訴,因為擔心失去份工。就算她們提出疑問,僱主通常都不會有甚麼改變,或者說其實僱主的居住空間都很細小,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外籍家傭僱主團體接受英文網媒訪問時都是類似口吻,說如果家傭不滿意居住環境,可以找另一個僱主。

我很諒解香港有不少結構性問題,令到居住環境細小的中產都有聘用外籍家傭的需要。譬如說,相對於其他經濟發達地區,香港的日間託兒或安老設施嚴重不足,令不少中產家庭需要有人在家擔任看護角色。而因為香港衣食住行都十分昂貴,兩夫婦為餬口都要工作,沒可能讓其中一個全職照顧老幼。在這情況下,再加上法律上對外傭一定要與僱主同住的規定,部份外傭面對惡劣居住環境就變成必然發生的事。

在這境況下,僱主們需要問自己兩個問題。首先,就是提供給外傭的居住環境是否惡劣到不合法?如果連那個基本要求都不能達到,就真的不應聘請外傭。因為這是刑事罪行。

第二,如果外傭居住環境狹窄但尚算合法,僱主就有責任去確保外傭得到有尊嚴的待遇。我知道不少僱主因為受過或聽過個別外傭負面行為而對她們諸多限制、留難,包括不給她們家中鎖匙、收起她們護照、在工作上訂下工時或工序的苛刻要求。我更聽過一些叫人心酸的故事,例如不提供足夠食物或飯錢、以大小藉口扣起工資等。

外傭離鄉別井,犧牲照顧自己家人的機會來照顧我們的家人,來到香港後亦在與僱主的關係處於弱勢。她們不是來與我們「做人世」,而是來工作的,如果大家能建立親密的關係其實已經是額外的驚喜。對她們工作有合理要求是應該的,而如果他們品行上真的出了問題,嚴謹處理亦是在所難免。

但同時,請僱主們試想想:如果你們是外傭的子女,你們會想你媽媽在遠方被僱主怎樣對待?你們會不會想媽媽每日被呼呼喝喝,甚至受到毒打?每日工作16小時或以上,甚至連假期都不能放?不得到足夠食物、飲料?睡在儲物櫃內?不安全地抹窗?

總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外傭是來香港有尊嚴地工作,不是來做奴隸。對於那些給外傭充份尊嚴的僱主,請你們繼續做好榜樣。至於那些苛刻的僱主,請你們回頭是岸,還你們的外傭一份尊嚴。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5月18日《蘋果日報》 )

只准主席說X 不准議員爆粗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不少港人都回去在廣東的家鄉投資。我外公就是其中一個。雖然我媽媽當時沒有參與外公的生意,但都會不時跟外公去南海大瀝探親。當時的香港同胞在內地的地位很高,每當去探親時都會被內地親戚與個別單位款待。有一次,媽媽被邀請去看看親戚在村內讀小學的女兒的家長日。

媽媽生前多次憶述,當老師見到親戚與其女兒時,老師就說:「小香(化名)真係好乖,學嘢又快,對老師又禮貌。不過小香有個缺點,就係佢真係講好X多粗口,我都唔明點解一個小朋友會咁X粗口嘅。麻煩父母可以教X好啲個細路,等佢以後唔好咁X粗口喇!」

為何我會提起媽媽生前這件低級趣味往事?因為類似的事現在竟然發生在香港的立法會內。今個星期二,立法會財委會在審批迪士尼擴建撥款時,「長毛」梁國雄因在議會內說「d***head」而被財委會主席陳健波驅逐離場。陳健波更就此事譴責長毛,說他「教壞細路」,又說他侮辱香港人。

不過,原來陳健波在同一個會內都說了「X你」,但他就死口不認,聲稱只是讀歪音。他在1月主持財委會時,更說朱凱廸當時「提X咗」20多個議案。但主席兩次講粗口都不需要承受任何後果。指摘政敵講粗口,但自己說又諸多藉口,原來我們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已淪落到30多年前一家內地村校老師的水平。

大家可能會說,為何要把議會內這一件小插曲無限放大?但是,正如鄉村老師以粗口批評學生說粗口是在反映內地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風氣,陳健波今次「只准主席說X、不准議員爆粗」的舉動亦是在反映更深層次、更令人憂慮的現象。

近年,無論是議會內或議會外,建制派的作風都變得越來越兇惡、而且充滿雙重標準。建制派在議會內怎樣睡覺、口出狂言、不守議事規則就通通沒有問題,非建制說話大聲一點都被稱為暴力。建制派就立法會調查梁振英UGL時間拉布就可以,非建制就一些浪費納稅人血汗錢的大白象項目稍為質詢就會被批評為阻礙發展。建制派提出限奶措施、建制媒體抹黑內地外勞高薪搶港人飯碗就是為民請命,非建制反對水貨客猖獗、港人優先就是搞分裂及傷害中港兄弟情。

建制派時常說,非建制派應該少一些放大分歧、多一些尋求共識。非建制圈子中不乏願意探討「和解」的可行性,我個人亦希望這個願景能夠實現。但「和解」不能只靠非建制派,建制派都要放下自己的霸道與雙重標準才能成事。否則,大家就只能向陳健波學習,以「X你」去回應建制派的假仁假義。

✽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5月4日《蘋果日報》)

給林作公開信

阿Joe,

你好。還記得曾被你訪問,你後來更把我們的討論在《壹週刊》刊登。當時,我們互相分享政治理念,言談甚歡。

後來你決定轉行,企圖去做一個多範疇的人士。我雖然擔心你的定位與方向,但始終覺得人各有志,如果你覺得被人抨擊、嘲笑能幫你在事業上殺出血路,這是你的判斷,我祝你一切順利。

但近日,我見到你接受網站訪問,說你離開法律界的理由是因為相對於補習、內地娛樂圈等行業,法律界已經是夕陽行業。你更說,你曾在發現一位二十多年年資而又頗成功的法律界人士的收入後,覺得是「s**t」,然後就說這意味着業界的收入升幅不能滿足你的要求。聽到你這番話,我十分失望。

先說上述你覺得是「s**t」的收入。如果你說那個行家真是做了二十多年而且是「頗成功」的,他或她的每月收入應該都有港元六位數字(很成功那些更會有七位數字)。

你知不知道這個數字已經是全港最高的百分之一?有很多在香港默默耕耘的打工仔女工作四、五十年都未能有這收入水平。所以,如果你嫌棄一位行內「頗成功」人士的收入,其實你不只是侮辱法律界,你是在侮辱香港99%或以上的人!

至於法律界是否夕陽,你覺得這是可以純粹用錢去衡量嗎?對外來說,香港在大中華及在東亞的優勢就是其司法制度與在制度內運作的法律界。很多來亞洲、中國內地做生意的人都喜歡用香港作為他們辦商業項目、訴訟、仲裁的落腳點。在香港內,我們的法律界多年來亦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橋頭堡。一個有這麼多軟實力的行業又怎會是夕陽?

就算是要像你那樣只懂以錢來衡量一切,正如我上述,法律界都是不錯的選擇。雖然業界內競爭很大,有從業員的確是「搵食艱難」,但只要你有一點基本能力與勤力,要取得香港人之中收入較高、甚至極高的水平根本不難,一定不輸蝕於一般非天王、天后級的補習導師或內地演員。如果這都是夕陽,香港絕大部份行業都是黑夜了。

不過,你令我最失望的,就是你對你前行業的鄙視。你在法律界的時候,既拿過一筆獎學金,亦受過不同業界人士的教導。你自己因不幸際遇或技不如人而決定不做大律師是你的事。但你以沒有事實基礎的理據及「s**t」等輕佻態度去描述法律界,就是你對這個曾栽培你行業的不敬與不義。

最後,我只想奉勸你一句。我知道你很崇拜陶傑。但陶傑是花了多年去建立他的才子形象,才能做到他今日無論說甚麼都有人追捧的境界。與其侮辱你的前行業及作出各種損害你長遠聲譽的舉動,你不如腳踏實地,先在你想做的事業中贏得口碑吧。

All the best,Kevin

✽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4月27日《蘋果日報》)

民主派共識總比分歧大

近日,非建制陣營好像走上了兩條很不同的道路。一方面,公民黨、民主黨與專業議政都會應自由黨的邀請及建制派那邊的安排,開始參與一個定期的跨黨派飯局。這飯局的意義在於希望能先為派系之間打好關係,透過溝通、了解與良好的個人關係,不同派系可以在立法會工作上達到某程度上的和解,甚至是在個別社會或民生議題上合作。

但是,另外一些像朱凱廸、羅冠聰等非建制人士,看來對這種和解心態有所保留。他們認為,和解就是投降,和解是政權「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政治一定有分歧,特首必須反對人大831框架,所以沒有興趣與她做甚麼和解公關項目。表面上,如果把這邏輯伸延,在當下政局下,抗爭才是硬道理,任何尋求共識與和解都只會令各方墮入政權的圈套。

表面來看,這場討論是自從雨傘運動後非建制陣營內意識形態上溫和與進取之間又一次的分裂。就此,大眾難免會覺得非建制陣營是一盤散沙,只顧內鬥不顧民主、不顧市民在民生上的福祉。

不過,我覺得大家其實不需要把溫和與較進取非建制人士的分歧放大。事實就是,各非建制陣營的分支有共識的東西總遠比分歧的東西大。譬如說,大家都同意香港需要盡快達到真普選,分歧只在於是否堅持公民提名等制度設計細節。同樣地,在一國兩制、司法獨立、法治精神等核心價值上,不同的非建制支派基本上是沒有分歧的。再者,自從本土派那種「無底線抗爭」幾乎隱形後,和平表達意見這個基本大原則已經逐漸重拾本土派出現前的非建制共識。

至於近日那個「和解」與「繼續抗爭」的所謂分歧,如果大家看看有關細節,其實兩方在原則上根本分歧很小(至於一、兩位大和解倡議者某些現已被收回的「特赦論」,這問題有機會再討論)。倡議和解的人士早已表明,他們不期望和解過程會令建制與非建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共識,只是希望大家能在非爭議性的議題等多多溝通及嘗試達到同理立場。另外,被視為走較進取路線的非建制人士都會說,在民生問題上,他們一定會與有關政府部門與官員商討,他們只是對林鄭本身的中央欽點地位及其處事作風有保留。

換句話說,兩個非建制支派都對政權有戒心、但亦願意努力搞好民生,只是一方在概念包裝上把溝通放在先、另一方就把戒心放在先。所以,在所謂和解與抗爭的非建制內部討論上,大家不需要把兩者的所謂分歧看得太認真。與其就風格、字眼問題上分得太細,非建制派不如集中火力急市民所急及繼續爭取民主政制吧。

* 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4月20日《蘋果日報》)

真假救贖者

緬甸政府被指涉嫌迫害羅興亞人,外界批評昂山素姬未有譴責暴行及對羅興亞人伸出援手,令民主女神的光環日漸失色。

今日,是耶教(即天主教、基督教與東正教)紀念耶穌與他十二門徒在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前最後晚餐的日子。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在晚餐上預告他為眾人犧牲他的血肉。他更在晚餐前為門徒洗腳,及給門徒一個「彼此相愛」的新戒命。從宗教角度來看,這晚餐是一名救贖者宣告他對世人的愛與他對世人不分彼此的盼望。因此,信友在教會儀式中領受麵餅與酒的過程都被形容為「Communion」,意味着在主內弟兄姊妹內的「共融」。

很可惜,反觀我們當下的世界,有很多自稱或被他人追捧為救贖者的人或團體不但不宣揚愛與共融,更到處散播仇恨與血腥。在敍利亞,巴沙爾被國內少數伊斯蘭支派與耶教派系視為保護他們的救贖者。但他竟然為了鞏固權位的一己之私,以所謂救贖者地位為名去對付敍利亞大多數的子民。過程中,他更不惜以化學武器等殘酷工具屠殺無辜的平民。

在埃及、伊拉克等地方,一群「伊斯蘭國」分子視自己為伊斯蘭教的救贖者。但其實他們不斷靠扭曲伊斯蘭教理去到處施暴。他們更無視耶教徒在伊斯蘭教內是「同根生」弟兄姊妹的地位,不停地散播宗教仇恨,襲擊耶教教堂、殺害耶教徒。

在美國,多年來被大城市精英忽視、甚至被嘲笑為「蠢豬」的平民視特朗普為幫他們重拾「美國優先」精神的救贖者。不過,這個特朗普並不是為美國帶來愛與共融。他挑起族群仇恨,欺凌最弱小的難民、伊斯蘭移民、無證勞工,把美國社會撕裂。

在菲律賓,杜特爾特以反毒品為名,成為了不少菲律賓人眼中的救贖者。但他恃着自己有選票授權,大肆鼓勵及准許非法屠殺所謂毒販但大多只是貧民的老百姓。當政客、公民社會與教會團體抗議他的惡行時,他就變本加厲,迫害這些發聲者。

在緬甸,多年來堅守非暴力原則去對抗軍政府極權的昂山素姬被緬甸人甚至國際社會視為緬甸的救贖者。經過多年的飽受迫害,她現在已是無名但有實的當權者之一。但在她的領導下,緬甸政府仍延續前朝迫害國內羅興亞族伊斯蘭教徒的路線,甚至比過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更受聯合國指控為種族、宗教清洗的惡行。當大家以為「人權鬥士」昂山素姬可能會主持公道時,她竟然出來既輕佻亦強硬地為這一切護航及企圖合理化,一絲無奈都沒有(遑論對情況感到抱歉)。

耶穌是否救贖者、是否神,信不信由你。但散播仇恨、廣泛地以暴力欺壓弱者的人就一定沒有資格做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宗教的救贖者。在今個耶穌最後晚餐紀念日,就讓我們祈求當下世上的惡霸強人政治領袖能放下屠刀、棄絕排外情緒,把世界由仇恨推向仁愛、和平、共融。

✽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4月13日《蘋果日報》)

薯粉不要氣餒

星期日,當所謂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一個在政見上「淺藍」的薯粉(即曾俊華支持者)對我說:「我頂不順班藍絲同黃絲!」這句話反映了我不少薯粉親友的心聲。

對於藍絲,一個政見上「淺黃」的薯粉在選舉日對我說:「這堆選委其實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畀面派對。今次選舉前,我們希望可以用小市民的力量,滴水成河。但是今天,我感覺香港人被強姦了。」對不少薯粉來說,今次的結果使他們看到,藍絲口口聲聲說愛香港,但其實只顧自己的利益,罔顧大眾的意願。

這理應是黃營收割的機會。可惜,太多黃絲犯下了世界各地某些進步思維人士的錯誤。他們對「正義」產生優越感,對普羅大眾狗眼看人低。這種黃絲嫌棄薯粉的覺醒在理念上太初步及不夠「純潔」,嫌棄他們未有立即堅持真普選,嫌棄他們不加入遊行抗爭行列,嫌棄他們在集會時「多謝警察」,更說他們是「港豬」。

因此,薯粉看來好像是被困在絕望的無人地帶。在政治光譜上,他們被藍絲出賣,亦被黃絲嘲諷。在取態上,他們既不會向強權屈服,但又不會出來抗爭。在群體層面上,他們既鄙視各親建制商會、聯誼會、同鄉會等團體的烏煙瘴氣,亦對公民社會那種不理「三七二十一」都覺得要「做啲嘢」、意見上唯他們獨尊、越夾硬搞團結就越嘈吵地分裂的模式感到乏味。有一個薯粉感慨地問我,難道她以後真的要回復未覺醒前看報章只看娛樂版的習慣嗎?

我覺得薯粉們不需要灰心。雖然曾俊華那句「與其信一個人,不如信每一個人」是公關說話,但薯粉在某程度上的確有嘗試從這個方向去走。正因為薯粉當中既有藍絲亦有黃絲,曾俊華就變成了讓這兩群人就政治、社會問題上重拾溝通的一個方便藉口。我有黃絲朋友正是因曾俊華這話題而能在雨傘運動後兩年多以來首次與她的藍絲父親論政。換句話說,薯粉們已在民間層面上開始修補撕裂的工作,完全不需要靠親政權人士或公民社會的指指點點。

還有,薯粉們就算不想參與抗爭都仍能用很多自創的「小行為」去提醒自己不要放棄。譬如說,我有薯粉朋友在777當選後穿全黑衣服上班,以後亦會定期這樣做、警惕自己不要忘記今次選舉的醜惡。我亦有薯粉朋友考慮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家長一起,以今次選舉的紀念品與大家及與其兒女分享對今次選舉的感受。這些事絕不驚天動地,亦絕不是甚麼抗爭,但有助維持今次曾俊華選舉工程勾起了的熱愛香港精神。只要這精神不散,這群做「小行為」的薯粉總有一小部份人會逐步踏上參與社會事務之路。

所以,請薯粉們不要氣餒。既然某些藍絲遺棄你們、某些黃絲又看你們不起,你們就在日常生活上走適合自己的香港路吧。

✽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7年3月30日《蘋果日報》)

法政匯思捱過的一年

兩日前是法政匯思成立一周年。這一年來,從政改到分析政府如何濫用公共利益廣播、到法官被議員及某些人士大罵「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到牽涉濫用警權的事故、到院校自主、到網絡23條,法政匯思都有站在社會議題的前線。由成立到現在,法政匯思都是一個小型、沒有「大水喉」、沒有辦公室、沒有員工的團體。在一年內仍能兼顧那麼多事,就全靠一群為了信念而在日常百忙中仍付出時間的大學法律系學生、事務律師、大律師、商業機構法律顧問。小弟趁這機會再一次向各位戰友衷心致謝。

但這篇文章並沒有吹噓法政匯思之意。相反,一個運作了一年的小型公民社會團體需要居安思危、好好反思。

持續深耕細作

首先,我們一定要事事謙卑。我們不能以為曾有傳媒的一小點(對,是一小點,宇宙不是圍繞着法政匯思而轉的)關注就以為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與傳媒朋友交往時一定要保持尊重,不能以為他們來找我們是應份的、或覺得來找了我們就一定要見報、上電台、上電視。我們需要繼續記住,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把它做好,不要以為我們有所謂「法律界專業」品牌就以為無論做或說甚麼都會得到社會認同。我們亦不應該只做有機會引起傳媒注意的事。無論是與議員合作研究法律改革,或在不同地區就個別議題做小型街站,我們過往都願意做一些吃力、不起眼但有深耕細作意義的事。這態度是需要持續的。

第二,我們需要處理團體持續發展的問題。一個小團體可能靠一個短訊群體維繫就足夠,但如果要有擴張及持續性就有很多問題要考慮。無論是怎樣招納成員及支持者、怎樣選出團體的領導、怎樣處理日常團體管理的問責問題、或怎樣使到多些會員活躍參與各種團體內外的項目,這些都是我們內部已成立了專責小組去研究的問題。

另外,我們亦要確保召集人不會在位太久,令到團體沒法更新、不健康地變成長任召集人的「私人樂園」。我在不同場合都有提過,我個人目標只是做兩三年的召集人,其他兩位召集人(梁允信及文浩正)或者會在位長一點,但都不會無限期逗留。當然,有時會有人很客氣地對我們三位說,希望我們可以在位較長,又說我們退下來法政匯思會不一樣。但我堅信,更新是硬道理,團體要不時有新血才能與時並進。再者,如果團體要靠創辦人帶領才能生存,這證明團體本身就是脆弱(亦證明創辦人在位時管理失誤),可能根本就不應該經營下去。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成員需要繼續「有團火」。就算我們對外態度能夠有那麼謙虛,或在內部團體及管理文化上有那麼完善,如果成員沒有「火」,我們就做不下去。老實說,對於我們這一群平時還要全職讀書或工作的人來說,要捱過過去一年的風雨實在是令人心力交瘁、極度疲累,有時真的想停下來休息一下。但這令我想起我以前在一間較大的國際律師行工作時聽過高層說的話。他們會說,我們團隊表現很好,但就算只是要原地踏步(遑論要再上一層樓)、維持競爭力,我們都要「越跑越快」,在工作表現上不斷提升。同樣地,我們現在雖然很累,但我們停下來並不表示與我們價值觀背道而馳的權貴及團體都會停下來;他們只會繼續處處逼人。所以,無論我們及在公民社會或政壇上的朋友有那麼疲倦,我們都沒有停下來休息的選擇,只能「越跑越快」。

在既有一點成績、但亦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的情況下,法政匯思就這樣捱過了一年。但我們知道未來還「有排捱」。我們會繼續努力,盡力而為,與市民在社會議題上同一陣線。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原文載於2016年1月29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