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己負責

【撰文:卡斯柏@法政匯思】 「六四」討論持續逾四份一世紀,局面仍然「和諧」;其實不談六四,談「五四」也是好的。年輕一代願意放下「成見」,可喜可賀。像其他沒有收入歷史正典的事件,若有人記起六四,必然是記錯,若有人死,也必然是尋常的生命規律;倒是五四,切實收入正史,記載近代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 網絡插圖 1879年,挪威作者易卜生(Henrik Ibsen)發表寫實主義劇本《玩偶之家》(英譯A Doll's House),講述少婦娜拉在女性不能獨自向銀行借款、事事以孩子丈夫和家庭為先的處境,經過八、九年婚姻生活,養了三個孩子,漸漸體認到自己從前是父親的裝飾品、如今是丈夫的玩物,從來不曾想到要了解自己作為人的責任,於是認為只有出走,才能成就獨立人格,成為真正自主的、與男性平起平坐的個體。這個劇本不但撼動當時整個歐洲社會,讓女性知道自己可以「選擇」、婚姻也不必如宗教信仰塑造般「神聖」,在英國(1893年)、美國(1902年)、中國(1935年)首演,影響其時留學歐洲(胡適、羅家倫等)及中國本土的知識份子,讓他們理解到沒有甚麼既定價值必然真確。陳獨秀創辨的《新青年》雜誌,在1918年第4卷第6號「易卜生號」,刊登羅家倫的中譯本《娜拉》(羅家倫是「五四運動」命名者,曾任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代表,1947年2月到印度駐任特命全權大使,1950年2月從印度到台灣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位),成為五四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網絡插圖 1923年12月,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文藝會演講問及「娜拉走後怎樣」,不無諷刺的認為娜拉必須擁有金錢、資本才能自由獨立,否則出走的結果只有三種:墮落、回歸、死亡。經過一世紀討論,不少人像劇中的丈夫,叫娜拉「現在別走,明天再走」,試圖用家庭責任縛住自主的決心,免得社會「撕裂」;從各種愛情家國、「溫暖」的夢中醒來的娜拉,有的咬牙走到中環,有的斷舌走到西環,卻都未能走到安穩的處所,甚至面臨更重大的監視軟禁、政經封鎖、引渡受審,大概是因為今日的全面調控手段,比當年更勝幾籌;百年前千人一面的上海,化身為「智慧城市」先驅,在路燈設監控鏡頭,可以即時辨識路人路況,今日的娜拉若私自出走,大概也是無處可逃。 若說五四是個提問的時代,質詢一切既有規範和價值的合理基礎,我們今天也許活在一個公然背棄理性的境地:對權力的公開質詢泰半遭歸類為「尋釁滋事」,缺欠廣泛民意支持卻自以為是的行政者竟然成為修例代言人,以「威信」「指導」立法會討論進程。為了不成為管治者的「玩偶」而出走的「娜拉」,有的到德國、有的到台灣,行政者「聽不到」國際對香港居民自由和人權日益收窄、在香港未必能得到公平審訊的「具體憂慮」,卻「強烈反對」以捍衛人權和尊嚴為理由而審批的難民庇護;這類把人民當成國家私有財產,拒絕國際關注的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實踐間,竟有一種霧裡看花的審美距離。 網絡插圖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 魯迅當年的感慨,今日重看,一點不覺突兀。作為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有既定標準和尺度可量度,《基本法》第三章保障香港居民在政治經濟社會人身自由,同時有履行維持社會穩定、保障他人權利、導守香港法例的義務(合理的尺度另當別論);可是自己對自己的責任,標準卻言人人殊。人可以選擇無恥、選擇大愛,更可以選擇投身建制,從受害者完美過渡成施害者;而個人選擇往往以道德良知為判準,不受法律規限,於是人不免問及「道德何價」、「良心幾錢斤」。 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百年前魯迅的社評至今合用,實在教人悲哀。至於魯迅後來經歷的「被出走」、「政治轉向」、「獲封為第一等聖人」,與他的極左選擇不無關係。五四已過,疑感仍在,選擇仍在;接下來的日子,人即使不表態、不上街,不當「娜拉」,默默成為「獅子山精神」下的魂,終究還是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僅屬於知識份子的,啟蒙過後的痛。 原文載於2019年6月3日《眾新聞》

行得正、企得正,就不關我事?

你,還相信不回大陸就不關你事嗎?相信行得正、企得正,就真的不關你事嗎?

此江山本來如此多嬌

是的,萬惡的毛澤東、最庸俗的共產黨之代表人物,竟是個文情並茂的人。這詩據說是寫在1936年的一段長征途中,乃毛澤東最落魄之際落的筆,然而字裡行間仍可見其氣魄之大。可惜的是,將這詩套在史實,就成了追逐權力名位的一派俗艷之詞。

事務律師:記得投票!

投票、投票、投票!重要的事情要說多幾次。律師會今屆理事改選即將舉行,律師可於本月30日(星期四)出席會員大會親身投票。留意郵寄選票最遲於本月27日要交到Computershare,而授權選票也必須在28日前交到Computershare。根據律師會發出的通告,將於16日左右把郵寄選票和授權表格寄給會員,會員亦可在律師會網頁上下載。不打算親自到場投票的律師們,請記得及時寄出選票!

政府「走數」﹕略談立法會法律顧問就逃犯條例的查詢

4月30日,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曹志遠,向保安局作出查詢,列出共25個問題,讓對方就逃犯條例的修訂澄清,並促請保安局在5月14日或之前答覆。本文會在曹志遠所提出的問題中,挑選若干與公眾特別相關者,作一些簡單的分析。修訂快將進入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希望本文能讓讀者更了解修訂牽涉的爭議,以跟進保安局的答覆及立法會議員的討論。

同溫層的恐懼

筆者寫這篇文章並非是為了表達灰心喪志的感覺,而只是想提出:我們不能忽視身在同溫層的可能性,不能夠因為一時鼓舞的感覺而忘記把我們的理念推得更遠更廣。故此筆者亦在此呼籲各位,在日常生活中適當地引入有關社會議題的討論,也歡迎各位和筆者一樣,以法政匯思的《Hong Kong Rule of Law Report香港法政報告2018》為起點──這份報告可以於法政匯思的官方網站下載(中文版於170頁開始),並且廣泛與朋友分享。但願在下次抗爭的時候,我們看見的不再只是熟悉的面孔,而是會有更多新血加入我們,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忍一時與退一步

傘後案件、國歌法、檔案法、資訊自由法、回魂國教、廿三條。在一連串疲勞轟炸之中,港共政府非常盡責地借一宗謀殺案、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乘機再度削弱香港人苦苦持守的法制。太多有識之士點出了《逃犯條例》的魔鬼之處,在此不贅。惟最蹊蹺的是,台灣當局表示他們多次聯絡港府希望尋求解決方案,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和協助。台方亦公開指出他們不認同香港有修例的必要,相信可有其他節衷方法處理這單一案件。港府則一直充耳不聞,反而使出情緒勒索,將政治任務建築於受害者家屬的傷痛之上,更是陷事件中所有相關人士的不義。

普通法可以是欺壓人民的工具

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楨在他的退休告別儀式上,除了客氣說話及對身邊人表達感恩外,還特別指出,普通法是一種變化多端的權力,除非妥善運用人權法適當控制,普通法可被用作欺壓工具。他提出了警告︰單靠實施普通法,無法保障法治在香港得到延續。普通法可以被誰用作欺壓的工具呢?鄧官沒有明言,但答案昭然若揭 — 能夠濫用普通法欺壓人民的,除了當權者、執政者,沒有其他可能。

在佔中九子判罪後,發表法治報告

筆者最近深有體會,理解是什麼導致我們易於善忘。被眼前時局牽著鼻子走,自然無心裝載舊日煩事,畢竟今天的變化,比以前更急更兇。今天都顧不上,何談昨天?

不是笑話

「大劉」劉鑾雄於4月1日針對《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訂議案提出司法覆核,擔憂修訂議案一旦通過,他將被引渡到澳門為當年在歐文龍貪污案被定罪服刑。時值愚人節,看到此則新聞難免有「你都有今日」的快感。可惜,作為無特權、無勢力的升斗市民,大劉的煩惱,並不是我們能冷眼旁觀「食花生」的笑話,而是與我們的人身安全和基本人權有切身關係。

你有什麼權?

提起「人權」——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嚴肅的議題;亦有人認為它是與生俱來便可擁有。今天,除了基本法以外,你知道自己還有哪些受法律保障的權利嗎?

回應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什麼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

日前中聯辦副主任楊健說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香港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楊副主任委實一矢中的,對我本人而言更是當頭棒喝。既然提起香港政府有遵循實施基本法的憲制責任,我們不妨溫習一下基本法,到底什麼是港府責之所在。

誰損校譽?

2018年9月,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抗議校方遮蓋民主牆,涉事學生經閉門紀律聆訊後分別遭勒令退學永不錄取、停學和社會服務令處分等。這次筆者聚焦的是假如校規內禁止「進行任何有損害大學聲譽的行為」的條文真的對學生的自由不合比例的限制時,校方應如何透過校規的解讀,來讓規則本身及學生自由之間的衝突消弭。

引渡疑犯:簡論政府修訂的問題

2019年2月12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逃犯條例》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建議。若該建議修訂獲立法會通過,其一主要的變化,是可以個案形式移交疑犯的地區,將包括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及其他未有長期安排的地方 。政府的建議,影響所有在香港境內的人,包括香港居民,甚至訪港及經港的旅客,只要身處香港境內,都會受是此修訂影響。

急急如律令

於電影、電視劇看道士作法的場面,往往會聽到「急急如律令」一語。有指「律令」為一行動迅速的神,所以「急急如律令」意思是要聽令者有如律令般急急行事;另有說法指「律令」為法律命令,意思是要聽令者急急按令辦事。筆者對道教文化認識不深,不清楚哪一說法為準,但付諸當今社會,「急急」的情況果真可變成「律令」。 最新鮮的例子發生在美國。

香港就只值得「畫餅充飢」嗎?

己亥豬年之始,鄉議局即為香港求得一記中籤:「石田為業喜非常,畫餅將來未見香;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不充腸。」意之所指眾說紛紜,有人說是來歷不明的「明日大嶼」計劃,有人想起醫院派發燒賣、魚蛋為前線醫護打氣一事。說起魚蛋燒賣,自然又聯想起早兩年的「魚蛋革命」,當中被捕罪成的人很多才剛開始服刑。

傲慢與偏頗之二

上星期筆者的學友發表了文章〈傲慢與偏頗〉,本人亦想就此借題發揮,評論近來政府對市民傲慢及偏頗的態度。

上次提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UGL案不提檢控一事,處事手法偏頗並且態度傲慢,同樣,委任司長的特首林鄭月娥原來態度也是如此。近日政府打算將長者綜援的合資格歲數由60歲調高至65歲,引來全城不滿,甚至建制及泛民的議員都反對政府的政策。

傲慢與偏頗

日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在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有關律政司在處理敏感案件時外聘獨立專家的準則。當中提及 Apparent Bias ( 翻譯為「偏頗的觀感」),引發筆者的興趣。

中加外交風波與謝倫伯格案—上訴不加刑﹑審判程序和毒品罪行量刑的思考

在中國與加拿大就華為孟晚舟一案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及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加拿大人羅伯特・勞埃德・謝倫伯格走私毒品一案的重判,令人懷疑其量刑是否受到中加外交風波的影響。再者,謝倫伯格在上訴後被加刑至死刑立即執行,令人對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產生不信任,謝倫伯格被判死刑亦帶來是否罪刑相適的問題。以下,筆者希望解釋謝倫伯格一案所涉及的審判程序﹑「上訴不加刑」原則和其量刑。

我們這一代的原罪

新年伊始,等着我們的,是好多場硬仗。深願來年我們的行動和選擇,對得住終將承受的下一代。讓傷痛,不要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