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放榜學生全攻略

今天DSE放榜,一眾考生如何打算?成績好的同學相信會考進大學,甚至修讀一些「神科」,例如醫科、法律等。為何那些神科那麼吸引考生報讀?連某香港小姐的前度男友也曾經質疑學生為什麼一定要考醫科或者法律?因為名譽、地位抑或是收入?你可能想叫筆者不要把學生想得那麼負面,做醫生或律師是因為想幫助別人,或想幫人伸張正義。

最卑微的易地而處

在香港的這場角力,在五年前,甚或再早的五年前,其實異見的一方,一直都處在下風。因為當權的一方,把上述的把戲掌握得恰到好處。6.9晚上十一時許的一份「態度照舊」的聲明、之後多次言之無物的記者招待會、七一晚守了立會一整天,夜幕降臨忽然消失無蹤,讓立法會中門大開的警察,太多的不能言喻、無法解釋。

從法國黃背心運動看香港可持續抗爭的未來

2018年11月17日,法國人民因為不滿總統的政策,當日發起大規模示威,由巴黎席捲法國其他城市。示威活動隔幾日就不斷循環上演,示威者以廉宜的黃背心為記,代表反對與車輛燃料重稅有關的政策、以及夾心階層的身分。後來,整埸運動延伸至每逢周六的定期示威。說起法國黃背心運動,除了因為跟我們有類同的地方,如何將抗爭變得可持續發展,以帶來真正的改變,也是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的好與壞中引以為鑑的地方。

和平示威不會被控「暴動罪」?盧偉聰、林鄭仍然誤導市民

警務處長盧偉聰在6月17日記者招待會中說:「我當日所講其實是指某些人的行為已經涉嫌干犯暴動罪,當日參與公眾活動的其他示威人士,如果是無參加過任何暴力行為,他們不用擔心會觸犯暴動罪。我們截止現時為止拘捕了15名人士,是關於暴動及其他暴力罪行,當中只有5名是有關暴動罪。」此番「解釋」在法律上並不正確。

對自己負責

「六四」討論持續逾四份一世紀,局面仍然「和諧」;其實不談六四,談「五四」也是好的。年輕一代願意放下「成見」,可喜可賀。像其他沒有收入歷史正典的事件,若有人記起六四,必然是記錯,若有人死,也必然是尋常的生命規律;倒是五四,切實收入正史,記載近代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

對自己負責

【撰文:卡斯柏@法政匯思】 「六四」討論持續逾四份一世紀,局面仍然「和諧」;其實不談六四,談「五四」也是好的。年輕一代願意放下「成見」,可喜可賀。像其他沒有收入歷史正典的事件,若有人記起六四,必然是記錯,若有人死,也必然是尋常的生命規律;倒是五四,切實收入正史,記載近代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 網絡插圖 1879年,挪威作者易卜生(Henrik Ibsen)發表寫實主義劇本《玩偶之家》(英譯A Doll's House),講述少婦娜拉在女性不能獨自向銀行借款、事事以孩子丈夫和家庭為先的處境,經過八、九年婚姻生活,養了三個孩子,漸漸體認到自己從前是父親的裝飾品、如今是丈夫的玩物,從來不曾想到要了解自己作為人的責任,於是認為只有出走,才能成就獨立人格,成為真正自主的、與男性平起平坐的個體。這個劇本不但撼動當時整個歐洲社會,讓女性知道自己可以「選擇」、婚姻也不必如宗教信仰塑造般「神聖」,在英國(1893年)、美國(1902年)、中國(1935年)首演,影響其時留學歐洲(胡適、羅家倫等)及中國本土的知識份子,讓他們理解到沒有甚麼既定價值必然真確。陳獨秀創辨的《新青年》雜誌,在1918年第4卷第6號「易卜生號」,刊登羅家倫的中譯本《娜拉》(羅家倫是「五四運動」命名者,曾任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代表,1947年2月到印度駐任特命全權大使,1950年2月從印度到台灣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位),成為五四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網絡插圖 1923年12月,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文藝會演講問及「娜拉走後怎樣」,不無諷刺的認為娜拉必須擁有金錢、資本才能自由獨立,否則出走的結果只有三種:墮落、回歸、死亡。經過一世紀討論,不少人像劇中的丈夫,叫娜拉「現在別走,明天再走」,試圖用家庭責任縛住自主的決心,免得社會「撕裂」;從各種愛情家國、「溫暖」的夢中醒來的娜拉,有的咬牙走到中環,有的斷舌走到西環,卻都未能走到安穩的處所,甚至面臨更重大的監視軟禁、政經封鎖、引渡受審,大概是因為今日的全面調控手段,比當年更勝幾籌;百年前千人一面的上海,化身為「智慧城市」先驅,在路燈設監控鏡頭,可以即時辨識路人路況,今日的娜拉若私自出走,大概也是無處可逃。 若說五四是個提問的時代,質詢一切既有規範和價值的合理基礎,我們今天也許活在一個公然背棄理性的境地:對權力的公開質詢泰半遭歸類為「尋釁滋事」,缺欠廣泛民意支持卻自以為是的行政者竟然成為修例代言人,以「威信」「指導」立法會討論進程。為了不成為管治者的「玩偶」而出走的「娜拉」,有的到德國、有的到台灣,行政者「聽不到」國際對香港居民自由和人權日益收窄、在香港未必能得到公平審訊的「具體憂慮」,卻「強烈反對」以捍衛人權和尊嚴為理由而審批的難民庇護;這類把人民當成國家私有財產,拒絕國際關注的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實踐間,竟有一種霧裡看花的審美距離。 網絡插圖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 魯迅當年的感慨,今日重看,一點不覺突兀。作為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有既定標準和尺度可量度,《基本法》第三章保障香港居民在政治經濟社會人身自由,同時有履行維持社會穩定、保障他人權利、導守香港法例的義務(合理的尺度另當別論);可是自己對自己的責任,標準卻言人人殊。人可以選擇無恥、選擇大愛,更可以選擇投身建制,從受害者完美過渡成施害者;而個人選擇往往以道德良知為判準,不受法律規限,於是人不免問及「道德何價」、「良心幾錢斤」。 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百年前魯迅的社評至今合用,實在教人悲哀。至於魯迅後來經歷的「被出走」、「政治轉向」、「獲封為第一等聖人」,與他的極左選擇不無關係。五四已過,疑感仍在,選擇仍在;接下來的日子,人即使不表態、不上街,不當「娜拉」,默默成為「獅子山精神」下的魂,終究還是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僅屬於知識份子的,啟蒙過後的痛。 原文載於2019年6月3日《眾新聞》

行得正、企得正,就不關我事?

你,還相信不回大陸就不關你事嗎?相信行得正、企得正,就真的不關你事嗎?

此江山本來如此多嬌

是的,萬惡的毛澤東、最庸俗的共產黨之代表人物,竟是個文情並茂的人。這詩據說是寫在1936年的一段長征途中,乃毛澤東最落魄之際落的筆,然而字裡行間仍可見其氣魄之大。可惜的是,將這詩套在史實,就成了追逐權力名位的一派俗艷之詞。

事務律師:記得投票!

投票、投票、投票!重要的事情要說多幾次。律師會今屆理事改選即將舉行,律師可於本月30日(星期四)出席會員大會親身投票。留意郵寄選票最遲於本月27日要交到Computershare,而授權選票也必須在28日前交到Computershare。根據律師會發出的通告,將於16日左右把郵寄選票和授權表格寄給會員,會員亦可在律師會網頁上下載。不打算親自到場投票的律師們,請記得及時寄出選票!

政府「走數」﹕略談立法會法律顧問就逃犯條例的查詢

4月30日,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曹志遠,向保安局作出查詢,列出共25個問題,讓對方就逃犯條例的修訂澄清,並促請保安局在5月14日或之前答覆。本文會在曹志遠所提出的問題中,挑選若干與公眾特別相關者,作一些簡單的分析。修訂快將進入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希望本文能讓讀者更了解修訂牽涉的爭議,以跟進保安局的答覆及立法會議員的討論。

同溫層的恐懼

筆者寫這篇文章並非是為了表達灰心喪志的感覺,而只是想提出:我們不能忽視身在同溫層的可能性,不能夠因為一時鼓舞的感覺而忘記把我們的理念推得更遠更廣。故此筆者亦在此呼籲各位,在日常生活中適當地引入有關社會議題的討論,也歡迎各位和筆者一樣,以法政匯思的《Hong Kong Rule of Law Report香港法政報告2018》為起點──這份報告可以於法政匯思的官方網站下載(中文版於170頁開始),並且廣泛與朋友分享。但願在下次抗爭的時候,我們看見的不再只是熟悉的面孔,而是會有更多新血加入我們,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忍一時與退一步

傘後案件、國歌法、檔案法、資訊自由法、回魂國教、廿三條。在一連串疲勞轟炸之中,港共政府非常盡責地借一宗謀殺案、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乘機再度削弱香港人苦苦持守的法制。太多有識之士點出了《逃犯條例》的魔鬼之處,在此不贅。惟最蹊蹺的是,台灣當局表示他們多次聯絡港府希望尋求解決方案,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和協助。台方亦公開指出他們不認同香港有修例的必要,相信可有其他節衷方法處理這單一案件。港府則一直充耳不聞,反而使出情緒勒索,將政治任務建築於受害者家屬的傷痛之上,更是陷事件中所有相關人士的不義。

普通法可以是欺壓人民的工具

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楨在他的退休告別儀式上,除了客氣說話及對身邊人表達感恩外,還特別指出,普通法是一種變化多端的權力,除非妥善運用人權法適當控制,普通法可被用作欺壓工具。他提出了警告︰單靠實施普通法,無法保障法治在香港得到延續。普通法可以被誰用作欺壓的工具呢?鄧官沒有明言,但答案昭然若揭 — 能夠濫用普通法欺壓人民的,除了當權者、執政者,沒有其他可能。

在佔中九子判罪後,發表法治報告

筆者最近深有體會,理解是什麼導致我們易於善忘。被眼前時局牽著鼻子走,自然無心裝載舊日煩事,畢竟今天的變化,比以前更急更兇。今天都顧不上,何談昨天?

不是笑話

「大劉」劉鑾雄於4月1日針對《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訂議案提出司法覆核,擔憂修訂議案一旦通過,他將被引渡到澳門為當年在歐文龍貪污案被定罪服刑。時值愚人節,看到此則新聞難免有「你都有今日」的快感。可惜,作為無特權、無勢力的升斗市民,大劉的煩惱,並不是我們能冷眼旁觀「食花生」的笑話,而是與我們的人身安全和基本人權有切身關係。

你有什麼權?

提起「人權」——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嚴肅的議題;亦有人認為它是與生俱來便可擁有。今天,除了基本法以外,你知道自己還有哪些受法律保障的權利嗎?

回應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什麼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

日前中聯辦副主任楊健說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香港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楊副主任委實一矢中的,對我本人而言更是當頭棒喝。既然提起香港政府有遵循實施基本法的憲制責任,我們不妨溫習一下基本法,到底什麼是港府責之所在。

誰損校譽?

2018年9月,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抗議校方遮蓋民主牆,涉事學生經閉門紀律聆訊後分別遭勒令退學永不錄取、停學和社會服務令處分等。這次筆者聚焦的是假如校規內禁止「進行任何有損害大學聲譽的行為」的條文真的對學生的自由不合比例的限制時,校方應如何透過校規的解讀,來讓規則本身及學生自由之間的衝突消弭。

引渡疑犯:簡論政府修訂的問題

2019年2月12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逃犯條例》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建議。若該建議修訂獲立法會通過,其一主要的變化,是可以個案形式移交疑犯的地區,將包括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及其他未有長期安排的地方 。政府的建議,影響所有在香港境內的人,包括香港居民,甚至訪港及經港的旅客,只要身處香港境內,都會受是此修訂影響。

急急如律令

於電影、電視劇看道士作法的場面,往往會聽到「急急如律令」一語。有指「律令」為一行動迅速的神,所以「急急如律令」意思是要聽令者有如律令般急急行事;另有說法指「律令」為法律命令,意思是要聽令者急急按令辦事。筆者對道教文化認識不深,不清楚哪一說法為準,但付諸當今社會,「急急」的情況果真可變成「律令」。 最新鮮的例子發生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