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勿放棄治療

武漢肺炎來勢洶洶,皆因中國政府重蹈沙士覆轍,早就知道事態嚴重卻仍依舊「沒事兒,沒事兒,領導們先走」。近日中國網上流傳一個笑話:甲問乙「你信仰的上帝怎麼沒來救武漢?」答說:「上帝早就派了八個人來拯救我們,結果被抓了。這還真不能怪上帝!」指的是,中國有八位醫生早得悉事態嚴重,數月前就警告公眾,卻以「造謠」被捕,近日才得以平反,但疫情已覆水難收,形勢堪比當年蘇聯亡國滅黨前的切爾諾貝爾核災。香港政府好的不學,瞞上欺下卻手到拿來,沙士的慘痛教訓短短十七年就忘得一乾二淨,終釀成完美危機(Perfect Crisis)。[1] 事已至此,大家都掌握事態發展(What),在此不贅。重點是,到底哪裏出了錯(Why)?更重要是,政府有心無力/有意不作為,香港人如何自救(How)?

對於醫護罷工,我想說的是……

李爾醫生面對莫名其妙的疫症在北非沿海小鎮俄蘭蔓延,曾經建議政府馬上採取防疫措施。但當時政府認為事態未算嚴重、不想引起公眾恐慌,借辭拖延迴避;後來疫情爆發不得不封城區隔,使民眾陷入分離、猜忌與恐懼。眼見政府不智不義引生的亂局,李爾醫生的不逃走,既成就了一個官僚愚莽的政府,也成就了一個尋常人物的人文精神高度——他基於自由意志下的個人選擇至關重要。李爾醫生選擇以性命抗衡荒謬的現實,僥倖取得階段性勝利,城市漸漸從瘟疫中恢復過來,以反覆的日常經驗,掩飾隨時變種、再度爆發的瘟疫與荒謬。

2020年願榮光歸香港

踏入新一年,我從通訊軟件程式、社交媒體、電郵給我朋友見面時收到新年快樂的祝福。不過,今年新年政府連煙花也沒有放,取而代之的卻是催淚彈。市面節日的熱鬧氣氛亦大減。某電視台連日報道因反修例事件影響,旅遊業、零售業和餐飲業大受影響,香港經濟步入寒冬,該電視台訪問不同業界商會代表,他們在訪問的最後都會說出,由於內地遊客來港數目減少,因此他們的收入亦相對減少。明晒。

呼喚「德蕾莎」

即使是那天日落之後,山城不過在閑靜的日常外添了幾分失態,卻遠不及制度的默許來得猙獰。 我們所在的位置,不比不在場的人來得險要,不論無助、憤怒抑或驚懼,都是屏幕另一端傳來的訊息和畫面以外漫衍的情緒。

談大馬爺繼任人

行內一向喜歡稱呼法官為「老爺」及「奶奶」。因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為香港司法機構之首,老爺中的老爺。因此,我們便習慣稱馬道立首席法官為「大馬爺」。2019年10月31日,司法機構發出題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於二O二一年一月年屆六十五歲退休〉 的新聞稿。內文稱大馬爺將於六十五歲大壽當天離任,並期望可於2020年夏季前完成下任首席法官的遴選及委任工作。

終於一百日

自6月9日100多萬人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展開反送中運動起,香港渡過了動盪不安的一百日,至今尚未預見到黎明到來的一天。每一位真正珍惜香港這個家的香港人,在這一百天裏經歷過很多痛心疾首的失眠夜,亦為於這次運動中香港人所展現的勇氣、毅力和無私精神,流過不少感動或傷心的淚水。筆者在此互勉:香港人,加油!

「被失蹤」的法律後果—談國際法上的強迫失蹤

「人間蒸發」、「被失蹤」,在國際法上又稱為強迫失踨。這些詞語總能令人不寒而慄,原因並不只是受害人恐懼死亡、被禁錮或虐待,還包括受害人家屬或朋友長年因受害人下落不明帶來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因受害人不知所蹤而產生的「寒蟬效應」等。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少國家都以「人間蒸發」的手段來控制國內的反對派、少數族裔和其他國家認為需要消滅、禁聲的人群。

和藍絲不同的不是政見而是智商和人格

台灣有藍營和綠營,香港有黃絲和藍絲,作為律師,我當然尊重個人言論自由,對方意見不同亦要尊重對方,不應該向對方作人身攻擊。

這個政權不配

我們的成員戴穎姿在《眾新聞》的文章 這個政權不配 //其中一位被捕者,跟家弟同齡,才剛中學畢業。他看來十分虛弱,而當向他問及被捕時的情況,他有點欲語還休。我理解到他對外面看守着的警員有避忌,故趨前聽他耳語,他輕訴:「我是前線。」然後開始怔怔落淚。我感受到他的落淚並不是後悔,終究是受驚過度了。 當刻,我很想很想抱抱身材瘦弱、上了孖葉、帶傷的他。只想抱抱,緊緊的抱。但我只能為他抺淚。所有言語,在這刻都是蒼白的。我在心裡默唸:「對不起,謝謝你。」//

曲中直:有權不可任性

香港的經濟要完了,全因香港政府問責官員自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到「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似乎對香港政府毫無警惕作用。作為中國地方政府,香港政府向來好大喜功、無事生非:從罔顧民心、民情、民意強推二十三條立法,房委會出售零售物業和停車場,公營房屋政策失效,普教中、國民教育、道識科和三三四改革遺害學子,各個大白象基建工程嚴重超支、水準遠不達標,生活成本位列世界之巔(同時貧富差距極大),無論在環保、動物保育、福利政策皆落後國際,未能使轉香港轉型創科技術重鎮,到漠視法治賓情自把自為推行《逃犯條例》修訂,縱容警察知法犯法、恣意踐踏中國香港人民尊嚴,都顯示地方官員的自大無能。香港特別行政區,也因著這些官員,而變成香港特別任性行政區,視國法家規於不理。如果中國政府不整治香港問責官員耳濡目染的任性歪風,中國夢可能毀於這些官員的手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迅速消亡。有貪戀權位、鬻以自肥的官員在位一日,我們距離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希望廣大青年有夢、追夢並圓夢」——愈遠。六月以降,香港青年一直敢於「發夢」,爭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依法治理貪腐官員,無時無刻不是為了香港的前途著想。

「哪裡該衝、什麼可砸」?

一日香港仍在如此「失範」的形態,可以預視爭拗仍會持續。而筆者設想香港可能有兩個「未來版本」︰其一是社會衝突根源一直未獲解決,爭鬥不斷升級,新的武力使用共識至少在一個大小不容忽視的社群中慢慢形成,人命傷亡將會是遲早、多少的問題,情況一直要到有決定性的歷史事件發生才能中止;其二是原來執政者果真有「初心」,終願拿出真心與誠意了解問題根源,虛心和認真去達成社會和解,社會回復和平狀態,和平時期的價值共識與社會規範重新歸位。不知讀者認為哪個版本的未來較有可能發生?

DSE放榜學生全攻略

今天DSE放榜,一眾考生如何打算?成績好的同學相信會考進大學,甚至修讀一些「神科」,例如醫科、法律等。為何那些神科那麼吸引考生報讀?連某香港小姐的前度男友也曾經質疑學生為什麼一定要考醫科或者法律?因為名譽、地位抑或是收入?你可能想叫筆者不要把學生想得那麼負面,做醫生或律師是因為想幫助別人,或想幫人伸張正義。

最卑微的易地而處

在香港的這場角力,在五年前,甚或再早的五年前,其實異見的一方,一直都處在下風。因為當權的一方,把上述的把戲掌握得恰到好處。6.9晚上十一時許的一份「態度照舊」的聲明、之後多次言之無物的記者招待會、七一晚守了立會一整天,夜幕降臨忽然消失無蹤,讓立法會中門大開的警察,太多的不能言喻、無法解釋。

從法國黃背心運動看香港可持續抗爭的未來

2018年11月17日,法國人民因為不滿總統的政策,當日發起大規模示威,由巴黎席捲法國其他城市。示威活動隔幾日就不斷循環上演,示威者以廉宜的黃背心為記,代表反對與車輛燃料重稅有關的政策、以及夾心階層的身分。後來,整埸運動延伸至每逢周六的定期示威。說起法國黃背心運動,除了因為跟我們有類同的地方,如何將抗爭變得可持續發展,以帶來真正的改變,也是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的好與壞中引以為鑑的地方。

和平示威不會被控「暴動罪」?盧偉聰、林鄭仍然誤導市民

警務處長盧偉聰在6月17日記者招待會中說:「我當日所講其實是指某些人的行為已經涉嫌干犯暴動罪,當日參與公眾活動的其他示威人士,如果是無參加過任何暴力行為,他們不用擔心會觸犯暴動罪。我們截止現時為止拘捕了15名人士,是關於暴動及其他暴力罪行,當中只有5名是有關暴動罪。」此番「解釋」在法律上並不正確。

對自己負責

「六四」討論持續逾四份一世紀,局面仍然「和諧」;其實不談六四,談「五四」也是好的。年輕一代願意放下「成見」,可喜可賀。像其他沒有收入歷史正典的事件,若有人記起六四,必然是記錯,若有人死,也必然是尋常的生命規律;倒是五四,切實收入正史,記載近代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

對自己負責

【撰文:卡斯柏@法政匯思】 「六四」討論持續逾四份一世紀,局面仍然「和諧」;其實不談六四,談「五四」也是好的。年輕一代願意放下「成見」,可喜可賀。像其他沒有收入歷史正典的事件,若有人記起六四,必然是記錯,若有人死,也必然是尋常的生命規律;倒是五四,切實收入正史,記載近代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 網絡插圖 1879年,挪威作者易卜生(Henrik Ibsen)發表寫實主義劇本《玩偶之家》(英譯A Doll's House),講述少婦娜拉在女性不能獨自向銀行借款、事事以孩子丈夫和家庭為先的處境,經過八、九年婚姻生活,養了三個孩子,漸漸體認到自己從前是父親的裝飾品、如今是丈夫的玩物,從來不曾想到要了解自己作為人的責任,於是認為只有出走,才能成就獨立人格,成為真正自主的、與男性平起平坐的個體。這個劇本不但撼動當時整個歐洲社會,讓女性知道自己可以「選擇」、婚姻也不必如宗教信仰塑造般「神聖」,在英國(1893年)、美國(1902年)、中國(1935年)首演,影響其時留學歐洲(胡適、羅家倫等)及中國本土的知識份子,讓他們理解到沒有甚麼既定價值必然真確。陳獨秀創辨的《新青年》雜誌,在1918年第4卷第6號「易卜生號」,刊登羅家倫的中譯本《娜拉》(羅家倫是「五四運動」命名者,曾任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代表,1947年2月到印度駐任特命全權大使,1950年2月從印度到台灣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位),成為五四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網絡插圖 1923年12月,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文藝會演講問及「娜拉走後怎樣」,不無諷刺的認為娜拉必須擁有金錢、資本才能自由獨立,否則出走的結果只有三種:墮落、回歸、死亡。經過一世紀討論,不少人像劇中的丈夫,叫娜拉「現在別走,明天再走」,試圖用家庭責任縛住自主的決心,免得社會「撕裂」;從各種愛情家國、「溫暖」的夢中醒來的娜拉,有的咬牙走到中環,有的斷舌走到西環,卻都未能走到安穩的處所,甚至面臨更重大的監視軟禁、政經封鎖、引渡受審,大概是因為今日的全面調控手段,比當年更勝幾籌;百年前千人一面的上海,化身為「智慧城市」先驅,在路燈設監控鏡頭,可以即時辨識路人路況,今日的娜拉若私自出走,大概也是無處可逃。 若說五四是個提問的時代,質詢一切既有規範和價值的合理基礎,我們今天也許活在一個公然背棄理性的境地:對權力的公開質詢泰半遭歸類為「尋釁滋事」,缺欠廣泛民意支持卻自以為是的行政者竟然成為修例代言人,以「威信」「指導」立法會討論進程。為了不成為管治者的「玩偶」而出走的「娜拉」,有的到德國、有的到台灣,行政者「聽不到」國際對香港居民自由和人權日益收窄、在香港未必能得到公平審訊的「具體憂慮」,卻「強烈反對」以捍衛人權和尊嚴為理由而審批的難民庇護;這類把人民當成國家私有財產,拒絕國際關注的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實踐間,竟有一種霧裡看花的審美距離。 網絡插圖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 魯迅當年的感慨,今日重看,一點不覺突兀。作為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有既定標準和尺度可量度,《基本法》第三章保障香港居民在政治經濟社會人身自由,同時有履行維持社會穩定、保障他人權利、導守香港法例的義務(合理的尺度另當別論);可是自己對自己的責任,標準卻言人人殊。人可以選擇無恥、選擇大愛,更可以選擇投身建制,從受害者完美過渡成施害者;而個人選擇往往以道德良知為判準,不受法律規限,於是人不免問及「道德何價」、「良心幾錢斤」。 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百年前魯迅的社評至今合用,實在教人悲哀。至於魯迅後來經歷的「被出走」、「政治轉向」、「獲封為第一等聖人」,與他的極左選擇不無關係。五四已過,疑感仍在,選擇仍在;接下來的日子,人即使不表態、不上街,不當「娜拉」,默默成為「獅子山精神」下的魂,終究還是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僅屬於知識份子的,啟蒙過後的痛。 原文載於2019年6月3日《眾新聞》

行得正、企得正,就不關我事?

你,還相信不回大陸就不關你事嗎?相信行得正、企得正,就真的不關你事嗎?

此江山本來如此多嬌

是的,萬惡的毛澤東、最庸俗的共產黨之代表人物,竟是個文情並茂的人。這詩據說是寫在1936年的一段長征途中,乃毛澤東最落魄之際落的筆,然而字裡行間仍可見其氣魄之大。可惜的是,將這詩套在史實,就成了追逐權力名位的一派俗艷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