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峰:澳洲同性婚權調查與香港平權運動

上星期,澳洲近月所作的同性婚權全民郵寄問卷調查結果出爐。在近八成參與了問卷調查的選民當中,約62%支持同性戀者享有婚權。結果一出,香港不少同志平權推動者都表示感到鼓舞,認為香港亦應盡快在這議題上仿效澳洲及其他西方國家。

我個人支持在宗教團體得到有限度但仍要合理的保障前提下的民事同性婚權,但我同樣認為香港同志平權運動要謹慎演繹澳洲問卷調查結果,然後再評估他們在香港可怎樣向前走。

在澳洲聯邦眾議院的150個選區之中,只有17個是有多數選民投反對票的。這些選區大多都是較多亞洲(包括華人)移民與其後代,當中更有不少是基層與中下階層較多的老牌工黨陣地。在澳洲支持民事同性婚權的陣營,某程度上因為知道自己「夠票」,所以沒有花太多資源在這些社群中爭取支持。

另外澳洲與不少其他曾推動同性婚權的西方地區一樣,有關運動或許是由意識形態上進取的陣營發起,但到要計劃實行時,就總是靠在這議題上會出現某程度分裂的保守黨派。這個現象通常是基於同性婚權逐漸得到社會普遍支持,連保守派都不能忽視。

保守派從政者支持同性婚權的重要性頗大。他們的表態能令事件變得主流化,不再只是可以被抹黑為「只是一群進步思維人士發白日夢的目標」。再者,因為保守派同性婚權支持者始終要顧及保守派內繼續反對同性婚權的盟友的感受,他們會較懂得在語調上把有關改革不說到那麼具革命性。在立法時他們亦會偏向較願意有限度地容納某些豁免(例如宗教團體的某些豁免),令反對陣營較難可信地說同性婚權影響他們的自由。這亦能為整個支持同性婚權陣營,吸納更多中間派與溫和保守派選民支持。

澳洲的小眾 香港的主流

上述的現象都是香港同志平權運動不容忽視的。澳洲的問卷調查結果明確地顯示,亞裔人士(包括華人)普遍在有關議題上仍是偏向保守。無論香港人怎樣以「國際城市公民」自居,但香港都是逃不過這股較保守文化。同時,香港的基層與中下經濟階層的比例較高。過往在香港各種議題上的民意調查都顯示,這些階層因各種理由會在社會問題上更偏向保守。

這群亞裔或較基層、中下階層的人士在澳洲是較少數。所以,當地同志平權運動可以不花太多時間在他們身上,甚至不幸地有點兒「看不起」這些社群。但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就沒有這份奢侈了。在澳洲會對同性婚權投反對票的小眾,在香港就反而是較接近主流,甚至可能是主流的核心。

其實,這群市民未必一定不能被游說去支持同志平權的。但同志平權運動要確保不止在已經支持他們的中環等金融、商業、專業精英核心地帶流連;他們難免要同時多些走去基層與中下階層社區爭取支持。還有,把這類社群標籤為「落後」及責罵他們不支持同志平權,都同樣是一種仇恨的表達,對事情沒有幫助。要在這議題上改變人心,就要讓這個原本對同性戀有戒心的社群感受到愛與包容,及同志平權如何不會負面地影響他們日常生活。

至於在政圈內,香港現在較願意支持同志平權的政團與從政者,大多都是非建制派人士。不過,若海外經驗是一個指標,沒有一定的建制派從政者支持,平權政策是很難成事的。無論是逐漸拉攏其他建制派從政者的支持,或去爭取建制派選民在這議題上改觀,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及與他們同行的一些主要商界、金融界團體與人士,都會需要繼續游說像葉劉淑儀及葛珮帆等過往曾表示支持同志平權的建制派議員更活躍地推進議題。

近日澳洲同性婚權的突破發展為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帶來希望,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但澳洲的經驗亦顯示,香港的平權運動面對的困難一點都不少,將會需要很多愛、耐性、包容才能有望逐步推進議題。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作者是執業律師

任建峰

(原文載於2017年11月22日《明報》)

一國兩制是唯一的崎嶇出路

今個月,我在《明報》觀點版(8月2日與8月16日)刊登了兩篇以推論形式解釋為何港獨不可行的文章。我的基本結論就是,港獨在可見的將來不可行,嘗試達成只會更快毁滅香港;就算港獨能發生,都只會是短暫及獨裁,或最終成為中國的附庸國(vassal state)。

當我發表這些結論後,有些人來質問我:難道一國兩制走下去又可行嗎?不少香港人認為,回歸後的20年來,「兩制」愈來愈不受到「一國」尊重,香港人的高度自治逐漸被蠶食,近年更有加速惡化的趨勢。這些人會說,與其說港獨不可行,不如說一國兩制同樣不可行;而既然兩者都好像是不可行,港獨的自主性好像較強吧,不妨一試。

我對此看法不敢苟同。

正如我之前兩篇文章所說,港獨並不代表香港人的自主性會因而比一國兩制更強。在可見將來嘗試為港獨「起義」只會立即帶來「一國一制」,還要是比典型中國大陸城市更高壓的監控、統治。任何所謂「成功爭取」的港獨都不會讓香港「逃離」中國大陸的,而香港的歷史亦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另邊廂,至少在2047年前(只要香港沒有什麼給政權乘虛而入的大暴亂),中國大陸無論是建制派說的真心或非建制派說的假意也好,都會繼續唱好一國兩制。當然,唱好並不代表不會蠶食;但當一個政權要唱好一件事時,他們至少都要在蠶食中不能去得太盡。同時,他們在一路蠶食「兩制」時,亦同時要給一些當中有虛亦有實的「好處」給香港,好方便政權擺出一個「一家人」的姿態。

再者,一日政權要擺這個姿態,無論機會有幾渺茫也好,香港的高度自治情况都還有轉機的空間。中國政局千變萬化,亦可以變得頗突然,正如20年前的香港人未必預計到近年的收緊,我們亦難以預計10年、20年後的中國政局會否令香港自治被收緊的趨勢逆轉。到時,香港人還會不會覺得作為中國一部分是壞事?

相反,如果香港搞「獨」,甚至「獨」了起來,一個大條道理不需要真心或偽裝視香港為「一家人」的中國大陸就只會強硬對待香港。在此情况下,就算中國大陸內部有轉變,香港不會因此得益;香港只會被改革中的中國大陸視為一個「外人」的附庸體系,繼續被中國大陸以強硬態度對待。就此,大家看看不少中國民權(civic rights)人士對台獨問題的偏向強硬態度,就能看得出一群相對地「自由派」的內地從政者會怎樣看一個「獨」的香港了。

問題不在一國兩制構思 而是實施

對於不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失望甚至絕望,我可以明白。但過去20年對我們的提示就是,問題並不在於一國兩制構思本身,而是在實行時與此有關的《基本法》條文不被政權尊重。但既然問題是在於實施,即是將來有轉機的可能性永遠存在。相反,無論由什麼角度去看港獨也好,前路都是死路一條,甚至會比現時在落實上大不完美的一國兩制更不堪,港人的人權、自主性更小

留得青山在 哪怕無柴燒?

所以,與其花精力去尋求一個不會存在的「港獨烏托邦」,香港人不如在我城永遠都沒可能不是與大中華緊緊關連的大現實下,把有限的力量堅守一國兩制。這條路必定是崎嶇的,而且堅守失敗的風險亦不小。但香港在不完美的一國兩制下仍有其優勢,不值得為了一條必定失敗的港獨路而把這一切拆掉。就算以最悲觀的眼光去看,「九死一生的一國兩制」總比「必死無疑的港獨」可取。只要留得青山在,我們香港人又哪怕無柴燒?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港獨不可行.三 完)

作者是執業律師

任建峰

(原文載於2017年8月30日《明報》)

捍衛自己的權利 並無坐享其成的便宜事(文:巫明)

近日有關反東北發展及佔領運動的案件引來不少對法庭的批判,認為它未能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甚至連基本的以理服人及程序公義都做不到,繼而對法治的信心都出現動搖。眼看年輕同伴鋃鐺入獄,的確令人痛心疾首,心情的起伏如巨浪亦不是能強忍的;但無論如何,法治不會受幾宗官司的輸贏而受影響,一時的挫敗亦不是放棄原則的理由。相反,悲憤慟哭過後正是冷靜下來反省下一步的上佳時機。

首先要回想當初為什麼固執地堅持法治。如果沒有法治,社會要不就無法無天,要不就專制獨裁,兩種都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境况。怎麼樣的法治?「法治」耳熟能詳,真正實行起來未必很順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即是連你覺得面目可憎的人都要一併保護,同時亦意味着沒有人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因此,為了保護每個人的人身自由,法律規定不可襲擊他人,甚至是最輕微的觸碰都可能犯法。法律本身就是為了保障基本權利,這是上訴庭楊振權副庭長周四判辭中認為無論如何都必須守法的理據。

然而這只是理想的情况,實際上法律條文未必保障甚至可能妨礙人民行使權利,如《公安條例》部分條文就常被批評壓制集會自由。雖然《基本法》及人權法案保障相關權利,但是實際上違憲與否要靠法庭解釋,當中要平衡不同人的權利。如果法律不違憲但不公義,那又怎麼辦?

這就涉及對法庭應有什麼期望。可能是近年常強調司法獨立(的確很重要),一些人會有意無意期望法庭會積極為社會公義破舊立新。先不說法庭其實沒有太多發揮創意的空間,或司法取向本身不是判決對錯的準則(保守地緊跟法律不算是錯,當然前後判案的一致性則可能涉及公平審訊),期望法官主動挑戰不義的法律,其實與古時人們等待明君一樣不切實際。要是法官真的不顧法律,只跟從自己心目中的正義,到頭來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力(例如英國中世紀惡名昭彰的「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與法治背道而馳。

既然法庭不會隨便超出法律的範圍外「為我們出頭」,法庭仍是個值得爭取的陣地嗎?當然是,法庭的一個功能就是解決紛爭。白紙黑字的法律既是其權力的來源,亦保障對陣的雙方清楚規則,弱者在資源不對稱下仍有勝算,算是較為公平。無論爭拗點或涉及的程序有多大詮釋的空間,白紙黑字的條文、案例必有規限,裁決正確與否或審訊符合程序與否是眾目睽睽的事實,有問題的就可上訴推翻。這是法庭正當性的來源。

短期而言,可幸法律界仍有一些堅持專業、願意為社運人士辯護及據理力爭的律師,協助上訴挑戰錯誤的、不合程序的判決;同時每一單案件由初審到最後,都努力說服法官以較進步的角度理解憲法中的基本人權及處理判刑等涉及酌情權的決定。

抗爭運動要思考如何改變保守價值觀

但是長遠而言,整個社會的進步不可能只依靠抗爭者無日無之的犧牲和極少數人權律師的苦苦堅持。儘管近期的一些判決較保守地強調社會秩序,並狹窄地理解基本權利及暴力等理念,但其實這些可能反映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價值觀:當連「W案」那樣爭議本應較少的案件亦因「社會共識不足」出現一定張力,現時法庭的取態也就不難理解。他日社會現實不同,法庭可能就接受一套對基本權利更寬鬆的詮釋,改判今日合憲的苛刻法律為違憲。

因此,抗爭運動要思考不單是如何保存法治的硬件,還有更重要的如何一點一滴改變社會上較保守的價值觀。對於前者,只要不訴諸動機或人身攻擊,程序或法律觀點的對錯都應多在社會上討論,當中法律專業以普及法律知識為考量,可作促進的角色;研究法律或社會科學的,甚至可嘗試以大數據等創新科技研究司法取向,科學地協助法官確保不同人在同一情况下獲同等待遇。至於後者,也許我們也可以嘗試了解那些貌似冥頑不靈的群體在意的是什麼,如果他們更在意自身的利益,就以不義制度如何影響他們利益開啟溝通之門。就這個意義而言,爭取社會公義不是流於空言,也不是要強加特定的價值觀於其他人身上,這樣反而會對維持或改善香港的法治有所貢獻。

作者是法政匯思成員

(原文載於2017年8月19日《明報》)

任建峰:這就是「香港共和國」?

【明報文章】兩星期前(8月2日),我提到在今個月會以推理分析來看看港獨的根本不可行,今日的文章是這系列第二篇文章。

上回,我提到香港在可見將來根本沒有獨立立國的空間,而任何這方面的嘗試都只會為香港帶來災難結果。然後,我指出香港基本上只能在兩種情况下獨立。第一種情况就是中國全面內訌、國力極弱,但在這種情况下宣告獨立的香港根本不會是一個實行民主、尊重人權的地方,然後當中國大陸(或甚至香港以北分裂到只剩下廣東)穩定下來後,必定會把香港收回。

第二種能實施港獨的情况就是一個極強、稱霸、有自信而不再需要香港的中國大陸。在取態上,雖然在這情况下的中國大陸覺得自己不再需要香港,但在軍事、外交上,中國大陸絕不會讓香港成為一個地理上比關島更接近中國與其盟友的西方軍事、外交落腳點。同時,既然香港「獨立」,中國大陸就連表面上裝作要對香港好(現在實質上是不是對香港好就見仁見智吧)都可以免了。

推理7個範疇上的「香港共和國」

有見及此,這樣的港獨會是怎麼樣的?今天,我嘗試推理一下在各主要範疇上,一個在中國稱霸下的「香港共和國」會是怎樣的。

(1)軍事:中國不會容許香港有自己的軍隊;又或者就算有,亦只能駐守在香港島,不能「過海」。相反,中國軍隊能繼續租用現有的各個軍營(甚至開設更多),而且有無限制的香港海陸空域使用權。另外,在沒有中方的批准,香港絕不能容許任何其他國家的軍隊進入香港的海陸空域或在香港擺放任何軍事裝備。這種廣泛的軍事權利與美國在某些同盟國所擁有的軍事權有相似之處。而中國就此安排能對香港在軍事上的控制,實質上會與北塞浦路斯被土耳其控制的情况不相伯仲。

(2)外交:香港難以有獨立外交政策,一切都會被完全包圍她的中國牽着走。這與卡塔爾現在因形勢所迫而在外交上被伊朗牽着走一樣。

(3)中國「國家安全」:無論香港獨立或否,任何中國政權都不會讓香港成為影響中國大陸政局的基地。所以,如果香港被允許「立國」,其中一個條件一定會是要香港有法例禁止在香港境內的人做任何干預中國大陸內政的事,而何謂「干預」會以中國大陸法律定義為準。不容任何人在境內牽涉另一個國家內政的法律,能以南非禁止公民參與他國政變的法律為起點,然後再加「中國元素」,結果會比香港現有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要求更苛刻。

(4)執法:現在大家十分關注的中國大陸人員疑在香港跨境執法問題,在獨立的香港只會比現在更嚴重。現在的情况的確是不能接受,但至少因為基本法條文的關係,若真有跨境執法,總是要不太光明正大地去做。但中國讓香港「立國」時大可以逼香港正式接受某程度上的跨境執法;就算沒有這種正式渠道的存在,如果中國要跨境執法,香港無論是獨立或否都是很不幸地無可奈何,就正如巴基斯坦多年來對於美國在其境內單方面的軍事、執法行動都是沒有辦法。

(5)經濟:無論大家認為現在中國大陸怎樣「買起」香港的一切也好,至少在表面上甚至實質上,中國大陸仍要擺出一個「香港很重要」姿態,因為香港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如果中國讓香港獨立,香港就比起現在更加不是「自己人」。在貿易、資金流通、金融市場運作等範疇上,中國再不會「開門」給香港。就此,大家或許會說,這其實是讓香港經濟脫離中國依賴的契機吧。但兩個大現實令此想法說不通。第一,除了上世紀50至70年代(當時香港是靠廉價勞工突圍的),香港的經濟命運一路都是——無論怎樣嘗試——難以逃離依靠中國大陸。沒有了這條路,而香港的工資以國際標準來說亦不再便宜,外國投資者根本沒有誘因在香港投資。第二,香港亦與新加坡不同,因為後者沒有鄰近城市與她競爭,但香港鄰近至少有深圳與廣州兩個競爭者,遑論上海等長江三角洲城市。

(6)政治:無論「獨立」香港政府怎樣立法去限制中國在資源上在香港政壇發揮影響力也好,其政局都是難以逃離中國的「五指山」。就此,大家看看台灣民進黨政權的進退兩難就知道了。一不小心,香港甚至會連台灣民進黨政權的境况都達不到,只能淪為白俄羅斯被俄羅斯政治操控,或北塞浦路斯政權想與南塞浦路斯統一都因土耳其各種要求而泡湯的那種不能自主。

(7)民生:如果獨立香港的食物與食水供應與現在一樣,就會繼續依賴中國,而中國肯定會以港獨為藉口把一切加價。但如果不這樣做,飲食都會變得比現在已經是有點「搵笨」的入口食物、東江水更貴。而當經濟像上述那樣日趨困難,獨立香港又或要(如果中國容許香港有軍隊的話)花錢在國防時,處理民生問題的資源亦會相對減少。

「獨立香港」比現在一國兩制差得多

換句話說,香港若在中國大陸弱勢時獨立就不會長久;但若在中國大陸強勢時獨立又只會是中國的附庸國(vassal state)。當然,有人會問,這真的是差得過一國兩制嗎?我認為答案不單止是「是」,獨立的香港還要比現在好像是問題多多的一國兩制差得多。就此,我下回分解。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港獨不可行.二)

作者是執業律師

任建峰

(原文載於2017年8月16日《明報》)

任建峰﹕為何要分析港獨的不可行?

港獨議題自從雨傘運動後逐漸開始在公共空間被廣泛討論。個人來說,我從來都是十分堅定反對港獨的,只是我尊重亦會捍衛支持港獨人士的言論自由。但一直以來,我都只是像很多反港獨人士一樣,本能反應地把港獨簡單地看成為不可能發生,甚至帶點中華民族感情去反對就算了。同樣地,支持港獨的人士亦只是很簡單地說「香港民族自主」、「武裝起義」,或「香港獨立」會有怎樣民主自由。

道理愈辯愈明

在這些討論中,我看不到的,就是各方去考慮一連串與港獨有關的問題:港獨是否完全不可能發生?如果是有可能,會在什麼情况下發生?一個「香港共和國」在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民生等範疇上又會怎樣?這樣的港獨真的是比我們現有的、被不少香港人視為大不完美的一國兩制好嗎?理性地去較全面思考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大家只會把港獨議題口號化,難以認真地正視有關議題。

當然,反對或支持港獨的人士可能就是不想有這種分析。反對港獨者,或擔心這種分析會勾起各方對議題的興趣,愈說愈接受;支持港獨者,或擔心這種分析會把他們的主張不可行的地方顯現出來。但我相信,道理只會愈辯愈明,港獨與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有見及此,我會由今天起、隔周刊登的共3篇文章,嘗試就上述問題作推理分析。我今天會先看看港獨是否完全不可能發生;如果是可能,會在什麼情况下發生。其後的兩篇文章會分析「香港共和國」的運作及這是否比起現有的一國兩制還要好。總結來說,我認為就算是理性、非情緒化地去從各方面分析,港獨始終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會是香港人真的想要的東西。

先說港獨在當下情况是否能夠達到的目標。這個就簡單了,以現在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情况,中國大陸不可能會讓香港獨立,香港亦不夠力量去成功爭取獨立。如果香港人現在要革命,就算是香港警察都應該足夠擊退了;就算警察不能,駐港解放軍都能。就算駐港解放軍奇蹟地被擊退,內地大可以斷糧、斷水。就算聲稱獨立的香港嘗試從海外進口食物、食水,內地只要在南中國海地區對香港進行海陸空封鎖已經行了。到時國際投資者只會逃離香港,香港「玩完」。

兩種可能可達成港獨 但都非好事

但當然,現在不能港獨不代表永遠都不能。問題是,在什麼情况下可以達成港獨?我認為有兩種可能,但兩種對香港都不是好事。

第一個可能就是如果中國大陸全面內訌、國力極弱,香港趁機宣告獨立。在這情况下,以大家近年見到的仇外港獨分子為標準,港獨領導組成的臨時政權很有機會會靠挑起仇恨中國的情緒「立國」,進行「排大陸人」甚至「屠殺大陸人」(不要以為這只是危言聳聽,如果仇外情緒十分熾熱,行動又豈會止於街頭謾罵或低層次拳打腳踢?)的政策,任何反對者都很可能被標籤為「大陸人」或其盟友,而受到逼害。這個臨時政權亦會以「鄰國」內訌而局勢不穩定為由,大條道理擱置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

再者,這種港獨不能持久。當中國大陸局勢穩定下來後,無論她再次是一個統一大國,或分裂至香港以北只剩下廣東,從中國歷史上的強烈分久必合大統一思維及香港的細小來看,香港以北的政權一定會要收回香港。而無論收回香港的是「大中國」或「小廣東」,她都會有足夠能力去不理國際社會反應而收回香港。在這情况下,港獨最終都只會是一個泡影,還很可能是一個在擁有時只有仇外、獨裁的泡影。

第二個港獨的可能,就會是一個世界稱霸、極度強大的中國。一個這樣的中國政權大可以對自己說,她不需要香港,亦不想再要處理在她眼中是「麻煩」的香港,又有信心其強大能確保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不會因港獨而相繼要求獨立。在這情况下而得到中國大陸「恩賜」獨立的香港會是在什麼條件下「立國」?「立國」後的「香港共和國」又很可能會是怎麼樣?我對這一切都不樂觀,下回分解。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港獨不可行.一)

作者是執業律師

任建峰

DQ一案 輸了制度輸了民主

4名在立法會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包括港島區的羅冠聰、九龍西的劉小麗、新界東的梁國雄,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姚松炎,都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就職宣誓中,有與法律要求不同的演繹。雖然立法會主席其後准許再宣誓,但在人大釋法後,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皆指他們應當被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議席因而出缺。

法庭判決指出,經人大釋法後,宣誓有明確的效力,而非徒具形式。宣誓的要求是要與法例所定一模一樣,必須莊嚴、真誠,而且要甘願服從誓辭。法庭認為,4名議員宣誓時的行為,都不符《基本法》、人大釋法及法律的要求,因此4人應被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議席因而出缺。

判決嚴重打擊立法權的獨立

判決基本上否定了立法會主席及秘書長在宣誓中的角色,無形中將決定議員資格的權力收歸法院之下,嚴重打擊了立法權的獨立。法庭在判辭中尤其指出,即使立法會主席或秘書長認為某個宣誓合法,又或立法會慣例容許宣誓形式不一,只要法庭客觀認為宣誓不符法律,該議員就自動喪失資格。法庭又認為,立法會的行事方式不值得參考,因為宣誓要求來自基本法,而法庭只應對基本法負責。可是,宣誓履行議員責任,正如法庭所言,是議員的首要工作,那何來不是立法會的事務呢?立法會以自己的方式去執行基本法第104條的要求,不僅行之有效,亦是立法機關獨立的條件之一。法庭現在藉釋法的理由強行取消議員資格,不就是在影響立法會的組成、影響了立法會的事務嗎?法庭又如何解釋為自己添加了篩選「合憲」宣誓議員的權力呢?香港的法院,不是自從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中,已經表明其不干預立法權的嗎?

另一個令人十分不解的地方,是法庭只採用表面證據判斷議員是否甘願服從誓辭。法庭用了判辭大部分篇幅,分析每個議員的誓辭是否客觀地符合法律要求。法庭金睛火眼地將每個議員在宣誓時的細節仔細描述,與其說是檢查符合法律,倒像是要指出議員不符法律的蛛絲馬迹。最令人不解的,是法庭執意要以當時的情况,來判斷議員是否甘願服從誓辭內容,卻從未要求議員解釋其當時的意圖。一方面,法庭要求宣誓的議員要真心真意;但到要去判斷時,卻不去全盤分析他們個人的心態,而要千方百計在宣誓儀式中左找右砌,滿足自己定下的種種要求。法庭在考慮議員如此重要的宣誓時,只考慮其在宣誓時的行為,究竟是否足夠呢?須知議員宣誓時釋法尚未出現,議員對宣誓要求的理解,定必與釋法後有所不同。這種「馬後炮」式的判斷,究竟是否只是想找出議員是否真誠?

法庭本末倒置解釋 令人費解

法庭亦忘記了香港市民享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以基本法的程序部分限制了它的權利部分。在判辭第64至66段中,法庭指第104條不可被視為違憲,因為它也是憲法的一部分。可是,法庭進而指基本法賦予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第39條有「依法」的前設,並不是無所限制的,但第104條的宣誓卻無此限制,所以第39條的權利,應置於第104條之下。

作者對此極不同意。首先,基本法第26及第39條保障了市民權利,是賦予全民權利的條款。相反,第104條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是保障制度的要求。沒有第39條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又何來第104條的公職人員呢?再者,常人都會明白人人有權參與公共事務,而參與的資格、範圍和職能,則由其他法律限制。何來全民的權利,會置於限制公職人員行為的條文下呢?這種本末倒置的解釋令人費解。

說回釋法本身。香港法院在宣誓案中,暴露了對釋法的態度,亦為香港的法制添上更多不明朗的因素。從此,香港法律不再確定,因為人大一釋法,基本法和法例便要「跟着走」,原來合法的也有可能會當成非法看待。

香港法官簡單地將釋法當成法律條文、命令,是對釋法的不解,是草率的決定。人大常委釋法,是為了就法律上某些語意不清,或者未有與時並進的地方,解釋清楚或賦予新的意義,但並不介入法院的判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可見,立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人大常委釋法,並不是只為香港而設,而是其基本職能之一,由1981年發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1982年發布的中國憲法,到2000年的《立法法》,都有專門提及立法解釋。可是,一直以來,立法解釋都處於「半休眠」狀態,倒是最高人民法院及其他機關,時常就社會急需澄清的法律問題作解釋。香港5次釋法,已經比人大其他解釋基本法律的次數還要多。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香港原應為全國樹立榜樣,為人大釋法創造更有利的法律環境,令法律更加確定。

可在這些判決中得知,香港法院對釋法,等同上級命令下級的態度,用一句「釋法已將一切釋疑」就全盤接受。當律師嘗試討論釋法效力時,則答「普通法律師討論大陸法的意見,實在是無可參考」。試問若普通法律師無資格去討論源自中國大陸的法律的釋法,那香港的普通法法庭又有資格去應用、解釋嗎?這種方式利用釋法條文,既不能在本地法律界樹立好的先例,更加令人猜想法庭對釋法的真正態度。

令香港法制變得不確定

而且,香港法院對待釋法的態度,會令香港法制變得不確定。即使是中國法學界亦對釋法效力和溯及力未有充分討論。香港法庭之前在劉港榕案中指立法解釋是溯及法律的推行日期,又指香港法庭有權以自己的方法解釋釋法。可是,今次在法庭的判決就只提及釋法溯及宣誓日期,但就拒絕更進一步解釋釋法的內容。法庭容許釋法溯及過去,會令法律變得不確定。今日合法的事,明天就可能因為釋法而變得非法。試問這樣朝令夕改的法律,又如何令法律變得更加確定呢?

作者是法政匯思成員

文:冼樂石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7月17日)

解釋法例 要看立法會文件嗎?

立法會快放暑假,但議員可能免得大眾忘記了他們,繼續語不驚人誓不休。今次就輪到經常大放厥詞的蔣麗芸議員:她在社交媒體上轉載了梁愛詩評論法官及司法覆核案例的新聞,並加了「值得研究!法官在判決時應該根據立法原意,並參考立法會法案會議文件。否則只會予人感到司法凌駕於立法,法官大哂!」的評論。

歸根究柢,蔣議員的言論,帶出了以下問題:首先,法官如何解釋法例?第二,法官可用立法機關的文件解釋法例嗎?第三,法官一定要用立法機關的文件解釋法例嗎?最後,新聞中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與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的言論,又是否與實際相符?

立法機關文件不可亂用

法庭解釋法例,本就是從法例字眼中得出客觀的立法原意。法官當然可以用立法機關的文件解釋法例;可是,文件不可以亂用,不然立法機關就有可能蒙上「影響司法獨立」的惡名。因此,蔣議員的講法前半沒有錯,因為法庭一向都有利用立法會文件解釋法例。至於新聞裏梁副主任與陳律師的評論,只不過是將香港法庭的做法重申一次,但其事事批評法庭的態度,不得不令人質疑她們的動機。

首先,法官如何解釋法例?其實,解釋法例已經是在還原立法原意。這裏要強調的是,所謂立法「原意」,不是一兩個立法會議員的主觀意見,而是從法例字詞所得的客觀意義。畢竟,沒有人是立法會議員肚裏的那條蟲,他們的真正意圖,除了寫在法例中的字詞,要如何找出來呢?立法時持反對意見的議員意見,也要一併考慮嗎?即使投贊成票的,也未必字字句句同意法例的最終版本。法庭若依靠這些「主觀」意見解釋法例,如何能夠達至客觀公平呢?

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李啟新勳爵在英國案例中指出,解釋法例就是由法庭令立法原意得以施行。換言之,法庭解釋法例,就是在實踐客觀的立法原意。香港法庭在習慣法下已經有既定的規則去解釋法例,例如文義解釋(literal rule)、弊端解釋(mischief rule)、修正文義解釋不公的「黃金規則」(golden rule)和修正弊端解釋,而香港法庭又在憲法案中經常使用目的論理解釋(purposive approach)。這些方法行之有效,但非本文重點,在此不贅。

法官可用立法機關資料但有限制

那法官可以用立法機關的資料去解釋法例嗎?當然可以,不過是有限制的。英國的上議院,亦即改制前的英國最高法院,在Pepper v Hart中說明了法庭何時可參考立法機關的正式紀錄去解釋法例。簡言之,法庭只會在有關法例本身的語意不清或字面解釋不合理,而正式紀錄上又有動議法例的官員或議員的發言(或正確理解發言的資料),再加上該發言清楚解釋了法例原意的時候,才會用立法機關的資料去解釋法例。香港的上訴庭曾多次引用Pepper v Hart以利用立法會的資料作法例解釋,例如利用財政司長在立法會動議的發言去解釋何為「層壓式推銷」,又或利用當時規劃環境地政司的發言解釋計算差餉估值的假設。

那法官在解釋時,一定看立法會的文件去求得立法原意嗎?那倒不一定。即使在上述的英國案例中,有法官指法庭只應在最極端的情况下才參考動議法例者的發言。香港終審庭亦指出,只要法例的語意清晰,法庭則不會接受其他所謂協助解釋的文件。

法庭的責任

司法獨立,正是法庭不能太過依賴立法會文件的主因。試想想,若法庭事事都要依賴立法會的文件去解釋法例,那豈不是成了立法會的附庸?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法律改革委員會都曾考慮將解釋法例的規則成文化,但最後都因為會觸及司法獨立而作罷。法庭的責任,就是要用其獨立身分去解釋法例、執行法例。若這兩個功能都被立法機關奪去,司法獨立該從何說起?

最後,撇開蔣議員的言論不論,她轉載的新聞,卻值得我們注意。梁愛詩副主任的言論無新意,不外乎表達了某些親建制人士和中央官員對法官貌似放任司法覆核的態度不滿,並有意整頓的想法而已。其實,香港的司法覆核,相比其他普通法地區限制更大,法庭亦經常拒絕受理與政策有關但與法律無關的覆核。

陳曼琪律師並沒有為這說法添上任何值得回應的主張,倒是她振振有詞拋出的《釋義及通則條例》,除了第19條外,其實並沒有任何指導解釋法例的條文;而她所說的有關法官解釋法例的準則,則是不完整地將第19條抄下來,有意無意之間遺漏了重要的「為了最能確保達至其目的而作出公正、廣泛及靈活的釋疑及釋義」。看來,在學習準確解釋法例之前,我們還要先學學準確抄寫法例呢。

作者是法政匯思成員

冼樂石

(原文載於2017年7月7日《明報》)

任建峰:只許權貴泊名車 不許貧婦賣紙皮

近日,朱婆婆的故事在社會有不少迴響。她是靠拿她在街上執的紙皮去賣而維生的。大概一個多星期前,她在中環摩天輪附近執紙皮,之後一名外傭以1元買下朱婆婆的一些紙皮。就此,一群食環署人員現身,說要控告朱婆婆無牌販賣。當朱婆婆即場求情時,據說食環署人員當時對她說,就算賣1元東西都是無牌小販。案件原本要在今天上法庭,但在公眾對案件極大關注下,食環署最終撤銷控罪。

同樣是在中環,不少道路都會見到一部部名貴的私家車泊在不准泊車的位置,甚至是車行線的馬路上泊車。負責駕駛這些車輛的人往往都不是車主,而是司機。他們接載的都是非富則貴甚至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我在中環工作多年,都不記得有見過這些車輛收到違例泊車的告票。但是在專業、商業圈子內,我亦聽過一種說法,就是對這些車的車主來說,就算收到告票都沒問題,亦不會有阻嚇作用,因為罰款對他們來說是「濕濕碎」。

一個中環,兩個階層,兩個結果。貧窮的無權無勢人士賣一點紙皮就被阻嚇、被檢控(今次朱婆婆的事不是鬧大了,大家覺得食環署會否撤控?);富貴的有權有勢人士就能若無其事而又方便自己地違例泊車。更諷刺的,就是後者不乏一些平時在私人會所、餐廳私人房內高談闊論地說「犯法行為就是危害法治」的人。而更可悲的,就是朱婆婆賣紙皮維生是因為不想拿福利,想自力更生,但有些(公道一點,絕不是全部)權貴就能臉不改容地一方面說給貧窮人士的援助是「養懶人」,但另一方面就不斷倡議政府提供各種營商上的資助。

不要誤會,我絕不是一個仇富的人;有不少權貴的發迹故事都很勵志,我十分敬佩。我亦不是說政府值得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把中環違例泊車趕盡殺絕,更不是說政府資源應該只拿來派基層福利,不能資助有機會製造就業的商業項目。但朱婆婆事件與中環違例泊車情况的對比,的確為我們帶來兩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權勢愈大 自制責任就愈大

首先,為何貧苦人士遭到執法的機會好像比權貴大?在香港,我不覺得這情况的出現是因為有任何貪腐。我認為情况的根源在於人類的惰性。向一個貧苦人士執法相對的阻力較低(因為他們較無力反抗),阻嚇作用亦較大(再犯的代價會較大)。由政府行政角度來看,輕易的勝利總比硬仗簡單吧。這股惰性算不算是有意或無意地欺善怕惡?

第二,這種不平等情况對權貴帶來什麼反思?其實,權勢愈大、財富愈多,自制的責任就愈大。昨天權貴能恃着執法麻煩而恆常地違例泊車,今天權貴就能恃着執法會牽連甚廣而佔用官地。然後明天呢?後天呢?我不敢想像了。

只許權貴泊名車,不許貧婦賣紙皮,這是一個十分不健康的社會現象。但願政府與權貴階級人士就此好好反省,為大家做個好榜樣,好讓社會更和諧。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作者是執業律師

任建峰

(原文載於2017年6月21日《明報》)

任建峰:中環「回歸」未必完全是壞事

【明報文章】中環是香港傳統精英與核心行業的象徵。多年來,中環的商業大廈都被很多本地與國際金融機構、律師行、會計行、私家醫生租用。這使中環甚有「聯合國」感覺,因為有不同族裔的人士在中環工作。

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中環專業、金融精英曾被視為國際「次貨」,因為不少都是所謂的「FILTH」(意思是「污垢」),即「Failed in London, Try Hongkong(翻譯:倫敦撈唔掂,就試下香港啦)。但這情况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轉變。隨着香港逐漸成為亞洲首要金融中心,在中環雲集的本地人、內地人與外國人都是世界級的專業與金融精英。

但在這10多年來,隨着中環的租金愈來愈貴,中環本身亦逐漸有微妙的改變。首先,有些「中環」機構搬去金鐘、灣仔、上環等地區,但很快就連這些地區的租金都貴起來了,所以「中環」機構開始再搬遠一點。會計行、金融界先把內務行政部門搬去九龍、港島東;然後,國際投資銀行有部分搬去九龍,會計行負責服務客戶的前線專業會計師逐漸搬去鰂魚涌、銅鑼灣、觀塘、九龍灣、尖沙嘴等地方;之前會在中環與九龍兩邊維持診所的醫生亦有部分放棄了他們的中環辦公室。

傳統精英被「逐出」中環 中資進駐

至於律師行,他們一路以需要靠近法院為理由,一路留守中環捱貴租。但就算這也開始改變。在這一年多以來,有兩間國際律師行已搬了去鰂魚涌;有一間頂級的國際律師行會在2018年初搬去鰂魚涌。業界內甚至英文傳媒更有不同的傳聞,說有至少10多間國際律師行計劃未來幾年會搬去鰂魚涌、銅鑼灣等地區。

傳統精英逐漸被「逐出」中環;而代替他們的,就是中資機構。他們好像無論中環業主開什麼價,他們都會租。某程度上,這象徵香港精英核心地帶逐漸全面「回歸祖國」。如果連中環都被中國化,這會否意味着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定位褪色,而變成另一個普通中國城市?

但大家不需要把這現象完全看成為一件壞事。中資願意花錢「搶」中環,其實表示香港對大中華仍然有其價值,否則他們不會來香港,遑論進駐中環。再者,專業與金融界離開中環亦是反映國際趨勢。譬如說,倫敦的專業人士已在其市中心分得愈來愈散,而其金融業更早已搬到去以前是藍領區的金絲雀碼頭。同樣地,巴黎的專業、金融核心地帶並不是在其市中心,而是在市中心外的La Défense區。還有,如果這個遷離中環的過程能讓香港更多地區幫香港「生金蛋」,順帶帶動多些地區的經濟,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我明白,對很多中環精英來說,要離開中環在情感或交通上都是一件難事;眼見中環變成「中資天下」亦會為某些市民帶來一點悲傷。不過,我相信有失必有得。近年及未來幾年的「中環大遷徙」可以把香港核心行業的得益與更多地區、更多市民分享。與其得一個中環,就讓我們造就多幾個「中環」吧。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作者是執業律師

任建峰

(原文載於2017年6月7日《明報》)

【UGL事件】梁繼昌的利益衝突?

梁振英就其收取UGL 5000萬元的事件近日愈演愈烈。在立法會成立了專責委員會後,梁振英控告梁繼昌議員,指其就此事件的言論誹謗。

在周浩鼎被揭發代梁振英提出修改委員會調查範圍後,梁振英又指梁繼昌在專責委員會未有清楚申報誹謗訴訟,及作為投訴人的身分,存在利益衝突,應該像周浩鼎一樣辭任委員。

毫無理據的指控

首先,梁振英指梁繼昌可以在委員會發言或不發言或投票決定,作為要求梁振英撤回或和解其誹謗訴訟的籌碼,實是無稽。

《議事規則》第83條規定議員要向秘書處登記的利益,包括公司受薪董事、提供個人服務而收受的報酬、捐贈或贊助、土地及物業、公司等。而第83A條指出議員在未披露其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前,不得就該事宜發言等。訴訟和解的可能,不是立法會議員需要申報的利益。

再者,此種利益交換的情况,會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况下,指有議員可能會犯刑事罪行所以會構成利益衝突,根本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可能而已,實是毫無理據、匪夷所思的指控。梁振英訴訟的勝算如何、梁繼昌的言論有否合理辯解、梁繼昌是否需要「乞求」和解,根本無從得知。

更離譜的是,梁振英是在梁繼昌加入委員會後才起訟控告,即使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有利益交換的可能,亦是梁振英自我製造的。坊間已有很多人提出,假設梁振英控告所有立法會議員誹謗,那豈非所有議員都不能調查UGL事件?

至於指梁繼昌的投訴人身分存在利益衝突或偏頗,實是無理。在行政法中的避嫌,是指在行政或司法機關中作出決定的人有利益而看上去會造成偏見,導致他不適宜作該決定,又或其決定無效;而判斷有否偏見的準則是「一個公正且知情的第三者,在審視事實後,會否總結出判決有可能帶有偏見」(Porter v Magill)。

在英國的皮諾切特引渡案中,其中一名法官是一個慈善人權組織的主席,而該組織有參與該訴訟支持引渡,所以法院裁定該法官的身分令人看上去會造成偏見,有違司法系統須絕對中立的原則(R v Bow Street Metropolitan Stipendiary Magistrate and others, ex parte Pinochet Ugarte (No. 2))。

立法會議員當然有一定的政治立場,但他們根據《基本法》第73條,有責任亦有權力就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如有需要,更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立法會亦是據此權力和責任,而成立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立法會議員就UGL事件的任何言行,都是為了執行基本法第73條所規定的權力和責任。

議員有基本政治監察責任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對梁振英可能有不利影響,因為相關文件需要被披露,真相可能會呈現在公眾眼前。但專責委員會並沒有任何權力,作出任何對梁振英在法律下的權益不利的判決。這就是委員會與法庭或行政機關的根本分別,即法官或決定執行者須完全獨立持平。相反,議員是有基本的政治監察責任的。梁振英指梁繼昌先入為主、不能夠持平,那豈非所有發表過認為UGL事件沒有問題的建制派議員,都應該辭職?

梁振英指梁繼昌不能夠持平的指控,與梁振英誹謗訴訟的指控,都是就梁繼昌有關UGL事件的言論,是一脈相承的。如上指出,就公共利益問題發言,根本亦是立法會議員應有之權,只不過梁繼昌在立法會議事廳外發言,所以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令梁振英有機會入稟控告梁繼昌誹謗而已。

梁振英就梁繼昌的所謂利益衝突,在情在理皆難以成立。這種混淆視聽的說法,或者能夠勉強被不明內情的市民大眾所接受,但稍有認知的人都會一笑置之。即使有利益衝突,也是和梁振英的政治利益有衝突吧。

作者何旳匡是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冼樂石是法政匯思成員

(原文載於2017529《明報》觀點版

地底的一地兩檢?

近來胡漢清資深大律師的「地底不屬香港」論,惹來各方評論。坊間已有不少文章討論在香港產權法中的案例或法例,都指明產權包括地面下的範圍。可是,胡大狀所指的,並不是政府與市民的產權糾紛,而是中央與香港特區對土地使用權可能的衝突,並非私法所處理的範圍。因此,文章所引的法例案例未必適合。

胡漢清論點未免「離地」

那公法對「土地」一詞又如何理解呢?香港公法的來源,除了案例外,還有《基本法》。首先,基本法第7條指香港土地屬於國家,但香港政府負責管理,並將收益用於香港。基於胡大狀的意見,中國對香港的自治是「給多少、有多少」的原則,不存在「剩餘權力」,因此所有不歸香港管轄的,都歸中央。至於香港的區界,根據國務院第221號令,的確只指出了「陸地」和「海上」區界,沒有說「地表下」的區界。這樣聽胡大狀的論述,好像中央的確有管轄地(表)下的權力。

但只要用常識想想,這論述絕對是不符現實,站不住腳的。正如不少文章已經指出,若香港的區域只包括海平面與陸地地表,那大家去坐港鐵時就必定要攜帶回鄉證,甚至站在地面上的空間已經超出了香港的範圍。再者,只有地底而無地面的管轄權,在操作上如何能夠實際地分配、管理呢?胡大狀所提出的論點,未免太為「離地」吧。

即使就基本法而言,解讀時不能夠只看片言隻語,要從全盤解讀。基本法的大前提,正如其序言指出,是為了實行一國兩制,並確保回歸時制度不會有大轉變。保存原有制度延續,本身正是基本法的主旨之一。基本法第8條確保了原來的法律制度,第6條和第105條保護私有財產,還有第120至123條保存原有的土地契約制度。若中央果真在劃定香港區界時有將「地表」與「地表下」的管理權分開,這樣對基本法的解讀是和其他條文的意思不符合,亦不合理。

法例指明「土地」包括地面下土地

况且香港由回歸前直到回歸後,一直有多條法例容許政府為了在地底鋪設隧道或渠道等,對業主作出賠償或收回土地。如果這些法例都侵犯了中央的管轄範圍,為何九七後都可以繼續有效?香港政府在地底下鋪設了數之不盡的公用設備,如水管、渠道、蓄洪池等,甚至將會把污水處理廠搬進地底的溶洞中;亦一直將地下空間批出給發展商作為土地的一部分,更為此等地下空間收取地價。若胡大狀的理論正確,中央政府豈不是陷香港政府於不義,一直侵犯中央的管轄權嗎?

尤其我們在談高鐵,香港法例第276章《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條例》及第519章《鐵路條例》分別是由回歸前過渡及回歸後才通過的法例。該兩條法例賦予特首權力,可為興建鐵路的目的,命令收回土地,而兩條法例的第2條都指明,「土地」包括「完全在地面下的土地」。若香港政府根本無權管轄地面下的空間,那為了興建高鐵而收回土地的特首命令,則根本是違法作出,被收回土地的業主可申請司法覆核推翻此等命令!那恐怕即使沒有「一地兩檢」,高鐵也不能建成。

即使我們從中國法律的角度看,香港政府亦應有權力使用和處置地表下的土地。雖然國務院和國土資源部一再三令五申,要將用地批劃權統一由中央管理,但在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劃分上,省政府亦有權處置其所屬土地,不完全受中央的控制。君不見在各省市的批章文書中,分開登記地表及地下的使用權?既然省市有權如此,香港作為直屬中央的特別行政區,為何就不可以呢?

作者何旳匡是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冼樂石是法政匯思成員

(原文載於2017年5月27日《明報》)

【食水鉛超標】推出食水安全法的必要

2015年7月起香港部分公共屋邨、居屋、私人屋苑及教育機構被揭發食水含重金屬量嚴重超標的事件。

食水供應被指含鉛量超標反映出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沒有訂立一套符合標準的食水安全法例;而現時所發生的問題也證明了現行水務設施與整個食水供應系統,包括從食水供應系統安裝工程的監管、食水供應系統的物料審批、監控及審查 、施工及竣工期間的監控到食水管物料及食水水質等技術標準和監管制度都存有不同且嚴重的漏洞。

食水水質未能有效被監管

法政匯思比較多個國家的食水安全法規,發現歐盟、英美、新加坡及中國均有專門管制食水的法例,並設獨立機構進行測試及審核,兩方面均領先香港,可見本港相關水務條例過時。

其中以歐盟為例,從法律層面高度重視直接飲用水-1998年新修改的《歐盟飲用水指令》制定了嚴格的水質標準:從水源的保護、食水處理技術、再到基礎設施的運輸管網、一直到公用供水系統、市民家中內部供水系統,最後運輸到用戶水龍頭出的水同樣也要達標, 當中整個過程都有水質監測點,確保水質監測覆蓋整個供水系統。歐盟嚴格要求其成員國的水質必須至少達到該指令所規定的標準,違規的國家將會被訴至歐洲法院。

反觀香港目前的情況,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專責小組公布初步結果,確定啓睛邨和葵聯邨第二期食水含鉛超標並非由銅合金水喉裝置導致,而是因為焊接位含鉛而受污染。換言之,即使食水源頭未被污染,但水流經過的供水系統一旦缺乏覆蓋面廣的水質監測管理,水龍頭裏流出的水到最後都有機會不達標,未能碓保市民所飲用水質達到安全的水平。故此,政府有責任在食水水質上制訂更適時的標準。我們認為政府應參考《歐盟飲用水指令》規定,由源頭到水龍頭的食用水必須符合歐盟水質標準,以保障市民食水安全。

難以確定責任誰屬,出現責任亂推的情況

水務工程當中牽涉不同水務工程參與者,而政府部門如房屋署、水務署等皆有權無責,監察角色流於「被動」,要靠業界自律;當有問題出現時,難以判定責任誰屬,而受影響的居民在索償時亦會出現困難。完善的法例如果能訂明了職責和權力,包括釐定實質涵蓋職權範圍,有問題時確定責任誰屬,即可避免出現責任亂推的情況。同時亦須檢討現行食水監察系統,必須涵蓋物料和施工(包括預製組件)的品質檢驗及在工程不同階段的監管情況,才能堵塞現存的監管漏洞。

驗水指引寬鬆,無嚴格訂明的準則可供參照

「食水含鉛」事件發生後,有不同的政黨進行抽驗食水,驗出來的結果不一,而與政府抽樣化驗的結果亦不相符; 如此一來,無嚴格訂明驗水準則可以作指引或供參照,為食水安全把關。

故此,本港需要成立食水安全法涵蓋從食水源頭到樓宇單位水龍頭整個食水供應系統,去確保香港的食水優質且可靠,確保港人能飲用安全的食水 。

文:法政匯思 傅曉君

(原文載於2015年10月17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