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對B說:「我見到被告殺了C!」而B在法庭複述這句話,本身不可以用以證明,A真的見到被告殺了C,除非A也成為證人,在宣誓下對法庭說自己見到的事情,並接受辯方的盤問。相反,辯方也受同樣的限制,所援引的證據一般需要透過第一身證人在法庭宣誓作出,並經控方盤問。這是排除傳聞證據(hearsay)的規則,目的是確保第一身證人受到宣誓的約束,作供的神情舉止讓法庭耳聞目睹,而控辯雙方也有公平的機會作出盤問,測試第一身證人證據的可靠性。反之,複述別人說話的人,由於自己沒有親歷其境,盤問他也不可測試到,他複述的說話是否真有其事,還是只是其他人胡說。

香港傳聞證據的規則主要源於普通法,也有一些成文法規管。雖然在現行法律下,排除傳聞證據的規則有例外,例如被告對警員自願作出的「招認」、即時伴隨事件的陳述(Res gestae)、臨死之人的說話、電腦紀錄的陳述、政府官方文件等。這些例外的共通點是,第一身證人在法庭內作證有困難,因此有需要依賴其他人的複述,而且有關的複述可靠性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但這些例外頗為死板,隨着時代進步,新情況越來越多,但香港法庭卻不願意再延伸普通法下的例外(HKSAR v Hung Wai Yip (2016) 19 HKCFAR 187)。

早在1990年,加拿大便因一個案例,引起司法界大規模改革傳聞證據的可接納性。一個媽媽帶着3歲半的女兒看醫生。女童自己見醫生。離開診所15分鐘後,女童對媽媽說:「醫生將他的小鳥放在我的嘴巴,搖了搖,還在我的嘴巴小便!」警方展開調查,其後發現女童的衣服上有精液和口水的混合物。到審訊時,女童因為太過年幼而不能作供,而就算媽媽在法庭上複述女兒的說話,若果用以證明醫生的確有性侵她,便會是傳聞證據而不可接納,而且沒有適用的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醫生只能被判無罪。

很多人可能會對這個結果感到詫異。不足4歲的小孩應該不會有相關的性知識,可以捏造出這樣的指控,而她的衣服上沾有精液和口水,更支持她真的可能被性侵。

案件上訴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麥嘉琳法官(現為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裁定(而其他法官同意),其實女童對媽媽說的話,既有需要,又有可靠性,理應可透過媽媽的複述呈堂,並下令重審。(R v Khan [1990] 2 SCR 531)自此,加拿大的案例繼續發展,創立出傳聞證據只要是有需要,並且有一定程度可靠性的保證(或稱可靠性門檻),便可被接納,並且不再死板地跟從以往普通法下的例外。

在2009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也建議傳聞證據應該改革,跟從類似加拿大及新西蘭的模式,建議傳聞證據若符合必要性條件及可靠性門檻條件(加上其他條件例如陳述者的身份獲識別),法庭便有酌情權接納。不過相關建議一直沒有被付諸實行。

早些年前,復康院舍傳出院友被性侵,卻因為受害人不適宜在法庭作供而不能成功檢控,引起社會再次就傳聞證據作出討論。政府正式在2018年引入《2018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希望落實法改會的建議。該草案原定於2020年7月8日恢復二讀辯論,其後延擱至2020-2021年度的立法會會議,但政府在2020年10月5日將相關預告撤回。不知道政府會否打算在立法會延任這年的剩餘時間處理這條草案。

其實有時候,死板的傳聞證據例外確會導致奇怪的結果,對受害人甚至希望借助傳聞證據抗辯的辯方也有不公,有關改革原意不壞。然而,我們必須謹慎考慮,排除傳聞證據的規則本來也可以保障被告,不會因為一些不能被盤問的人在庭外的陳述,就被牽連於刑事案件中,成為被告甚至被定罪。

特別是今時今日,政府經常被批評借法律打壓反對聲音及民主派人士,濫捕濫告的質疑此起彼落,也會令一般市民擔心自己會否無端墮入法網。若果傳聞證據在這個時候改革成功,代表證據更容易被法庭接納,也自然代表執法機關更容易立案。在法庭上,傳聞證據,定義上就是不能被盤問測試。社會大眾對政府、執法機關滿懷質疑,甚至連對司法機構的信心都開始動搖,立法會又失去了有意義的辯論和監察。政府若選擇在這個時候,對刑事訴訟程序及證據法大幅「整頓」,未免只會引起另一波爭議,進一步增加市民的疑慮。因此,《2018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還是緩一緩好。

法政匯貓@法政巴絲

法政「巴絲」-法律界的「巴打」和「絲打」。不知絲襪奶茶,配以豆腐火腩飯,會是怎樣的味道?當浪漫的男人,遇上活潑的女孩,又會擦出甚麼樣的火花?讓法律界的朋友一起來,同大家赤裸裸gossip呢行嘅八卦趣事。

(原文載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