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小檸樂】

承接組織成員史偉沙月前在港版國安法仍未生效之時,曾在眾新聞刊登 〈比廿三條更惡的「煽動罪」〉 一文,今天談談近來在法庭中,檢控一方如何「善用」國安法,使「煽動罪」與《國安法》「相得益彰」。

在這充斥抗爭者被捕新聞的時代,大概因為每天有太多令人髮指的新聞,近來事態有一個影響甚深的發展,卻似乎沒有得到大眾太多的關注。但這件事的影響實在太深遠,不得不在此一提。

近來在法庭,控方試圖以《國安法》中多條條文中,使用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字眼,把《國安法》之下適用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條文,演繹為同樣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底下訂明,一些控方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效果的刑事罪行。

客觀的後果是,控方會要求一些由行政長官根據《國安法》第44條委任的「指定法官」來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其中包括被告涉嫌干犯「煽動罪」的案件。
更進一步,《國安法》第42條中提及的,有關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指定法官會考慮的因素,包括「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給予保釋」,亦可能會被控方理解為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底下訂明的刑事罪行。

當然這個理解是否合理,極度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

《國安法》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如何解釋是一大學問。近來常被引用的唐英傑一案第49段,基本上表明了由於港版《國安法》與《基本法》同屬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大陸法系統之下訂立。因此,在莊豐源案中所定下的,以普通法演繹及解讀《基本法》的原則,亦應放諸《國安法》。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在解釋《國安法》時,立法原意亦應予以考慮。《國安法》的用意,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保護的對象是國家主權。而從「煽動罪」的立法原意著眼,「煽動罪」於1938年時由英國殖民政府引入香港,原意是為了打壓任何威脅政權的聲音。(在此順帶一提,最諷刺的是,「煽動罪」立法時,英殖政府最大的打壓對象,正正就是來自中國的反抗勢力。)換而言之,那是為了確保政府有效施政,保護的對象實為政府。將「煽動罪」的案件曲解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頗為勉強。

而且,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界限何在,至今沒有明確的界限。然而,其影響甚深遠,包括會影響被告人保釋候審的基本權利。假使控方對《國安法》的理解是正確的,作為法律,《國安法》的質素如何,其對基本權利的侵害是否符合「受法律訂明」的要求,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控方意圖依賴《國安法》條文,將更多政治含意深厚的案件納入《國安法》的管轄範圍之下的情況無日無之。近來,甚至出現一個令人不解的說法:案件與《國安法》罪行調查相關,便應由《國安法》下行政長官委任的指定法官處理。看來《國安法》的影響、涵蓋範圍真可謂「無遠弗屆」。

以上為作者個人意見

(原文載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