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法政匯貓】

某天深夜,小明如常下班,拖著疲倦的身軀在街頭準備搭深夜巴士回家,3個身穿便服的彪形大漢向他迎面走來,其中一個人不由分說一拳打向小明的臉,然後將他壓在牆邊,使他動彈不得,另一人破口大罵:「X你老母,死曱甴,啲嘢喺邊?」小明還來不及反應,那個男人指住小明的臉繼續説:「唔好扮嘢喇!再唔講,信唔信我打X你?」這時,壓制住小明的男人突然說:「有料到!」小明眼角見到他手上已經拿著一包從未見過的白色粉末。最後一個還未說過話的男人這時終於開口:「哼,今次仲唔斷正?」然後,他拿出手扣,扣上小明的手。這時,小明才察覺他們應該是警察……

警方的說法截然不同。這天晚上,3名便衣警員奉命進行反罪惡行動,在街上截查可疑人士,他們見到小明神色慌張,然後上前截停他,出示委任證,表明警察身份,然後搜身,在小明的褲袋中找到思疑毒品,然後宣佈拘捕並施行警誡。小明回答:「阿sir,俾次機會,我都係第一次幫人帶毒品㗎咋!」在整個過程,警員沒有施行暴力或作出任何不當行為,更沒有插贓嫁禍。

各位陪審員,到底真相是甚麼?誰在說真話,誰在講大話?

兩方對壘,各說各話,法官引導陪審團決定誰是誰非,在香港的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可謂司空見慣。基本法第86條規定「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原訟法庭的刑事審訊設有由7名或9名市民組成的陪審團。陪審團的職能是作出事實裁定,最簡單的說法,是法官會告訴陪審團,罪行的定義是甚麼,然後陪審團負責決定席前的證據是否可信,最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陪審團是普通法制度的特色,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香港等普通法地區,都設有由市民組成的陪審團。不過,一些使用大陸法系的地區,也會有非專業人士參與審案,例如法國、德國,甚至中國大陸,而台灣也剛剛通過法例設立這個制度。

陪審團的作用是讓市民可以參與司法審判,制衡公權力,增加市民對司法制度的信心。而且,事實裁斷如哪個證人可信,其實沒有清晰一致的答案,一個人的背景、生活圈子、對社會的認知、人生經驗等,都會決定他對別人說的話是否抱有懷疑。多名來自五湖四海的陪審團,在退庭商議的過程中,可以綜合他們的生活經驗,交流觀點,對同樣來自五湖四海的證人和被告都會有比較全面和公正的審核。相比起單一法官判案,後者可能受制於主審法官本人的生活經驗,就算出現盲點也未必可被糾正。而且,由於不同人,包括不同法官的思路模式和世界觀都不同,若果另一法官可能對一樣的證據有其他看法,這個裁決便會是一個「任意」(arbitrary)的結果。一個公正的制度,理論上應該是同一組證據,由誰人主審,結果都一樣,而非視乎主審法官是誰。

現時,反修例事件引起的刑事案件在法庭日誌上星羅棋布,絕大多數的案件都在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由單一法官審理。裁判法院處理香港大多數的刑事案件,最高的量刑一般可以去到2年或3年監禁;區域法院更加可以去到7年監禁。這些案件涉及被告人長時間的人身自由,反修例案件更往往涉及對警員操守的質疑,牽涉重大的社會利益,必須以公正的制度處理。但單一法官審案有上文討論的潛在問題。事實上,我們不時聽到市民對裁判官或區域法院法官的判詞不滿。涉及案件裁決的補救方法是上訴,但由於處理上訴的法庭沒有耳聞目睹證人,只能閱讀文件,除非原審法官對事實的裁斷出現明顯錯誤,否則一般不會干預,因此門檻很高;處理上訴的法庭一般不會,也很難代替下級法院作事實裁定。因此這變成一個死結:單一法官的事實裁決可能主觀,但很難上訴。

香港電台照片

有甚麼改善方法?一、是在下級法院引入陪審團或類似陪審團的制度。在英國,裁判官可由非法律專業的市民擔任,2-3人合審一案,可以做到陪審團的效果,並由法律顧問協助處理法律問題。另一做法,是改變干預事實裁斷的上訴門檻。處理上訴的法庭固然沒有耳聞目睹證人的優勢,但下級法院的事實裁斷畢竟只是一人作出,有比較大的機會因主觀造成偏差。一個可行的測試是讓處理上訴的法官問自己:「若果是我,會否必然有一樣的結論?」若果可能有其他看法,那麼下級法院的事實裁斷便有機會出現了主觀偏差,值得斟酌。

近日,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政治環境和法制不樂觀,甚至開始出現移民、撤資等念頭。公正的司法制度一直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更是保障人權的最後防線。在這個浪尖上,希望司法能夠守得住之餘,也不要抱殘守缺,勇於面對不足。

原文載於 2020年 7月 28 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