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政府公務員復工,司法機構亦於3月份起陸續恢復有限度服務。3月9日至3月19日,各級法院的登記處和辦事處將重新開放,而3月23日起,法庭程序一般延期將結束,換言之,法庭聆訊會於當日繼續(如無意外的話)。對一直被羈押或受嚴苛保釋條件限制的被告人來說,算是漫長等待中的一線曙光。但是,司法機構是否已為該星期做足準備?

要清理長達一個月延期後堆積如山的案件絕非易事,早前就有裁判法院內部會議的內容流出,指裁判法院會於重開後的首個星期,所有法庭將不會進行審訊而集中處理第一庭的工作(答辯和提訊)。這個消息在法律界瘋傳,甚至報紙亦有報道。當然,現在知道該消息並不準確,是否有該內部會議亦不得而知,只知道現在並不會有所謂的「緩衝周」(buffer week)。

取而代之,從2月起,筆者有幾宗案件都收到指示律師通知,法庭希望索取各代表大律師的日程表去擬定續審日期。最後都順利排在3月23日的一星期內。

另外,亦有一些區域法院提訊案件將以文件取代上庭處理。法庭會向控辯雙方提供一份兩頁的問卷,內容包括辯方是否已經準備答辯、認罪與否、若不認罪審訊時會有多少證物及證人等。當控辯雙方提交問卷後,法官便可以按內容頒佈指示,以節省大律師上庭時間。而區域法院亦會於星期六加班處理答辯與判刑案件。

觀乎上述措施,各位可能覺得司法機構已有足夠能力處理積累近月的案件。但是,今個星期便開始聽到大律師們投訴「撞晒期」,亦有如羅家英飾演的法印般大喊「好難捉摸呀!」因為上述措施並非適用於所有案件,例如需時較短的提訊聆訊,司法機構就會在沒有事先諮詢各法律代表的情況下,單方面通知各法律代表其案件已排期在3月23日那周,筆者亦同時有4件案件排在同一天。聽聞有同業寫信到法院要求延期,卻被法院以日程已滿為由拒絕(我的一宗新起訴案件排期已排至5月份)。最終,雖然這位同業已和該被告人開過數次會並預備好求情陳詞,都只好讓指示律師樓轉聘另一位大律師。這樣對被告人的心理絕不好受,亦對他不公,因為另一位大律師沒有跟進過其案件,只好「南斯拉夫」(臨時拉夫)。

若法院批准其延期申請,沒錯的確可以讓該大律師繼續代表其當事人,但卻延長他背負刑事案件壓力的時間。民事方面,剛從一事務律師口中得知,家事法庭登記處重開當天,該行職員上午9時15分已到達,但被告知籌早已派完,原來當天只安排了60張籌!多人在登記處外鼓譟,法庭因此在登記處外擺放兩個文件投遞箱,才勉強解決了問題。常言道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明白司法機構已在此史無前例的延期後盡力回復正常,但亦應擬定一套應變措施去應付將來再出現長時間延期的情況,包括利用即時通訊方式去處理非緊急案件,誠如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在一宗民事審訊中指出,不使用電話會議以迅速及符合成本效益處理案件,將有違維護公義和法治的公眾利益。相信各法律從業員都期望司法機構可以以是次事件為契機,去制訂颱風以外的審訊延期安排,以免各法院使用者再「揦手唔成勢」。

以上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

寶福山雅治@法政巴絲

(原文載於 2020 年 3 月 14 日《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