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傘後組織」紛紛成立,即使面對後來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無甚起色,不少專業團體仍默默耕耘,一直陪伴香港走過去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在政府頻頻譴責「暴徒」破壞法治的今天,有一班「法政匯思」律師偏偏高調斥當權者扭曲法治精神,又密密接受傳媒訪問、撰寫專欄文章、製作懶人包解答市民法律疑難,甚至每周跑警署、跑法庭當義務律師。

今年成立五年的「法政匯思」,年初宣佈已任兩屆召集人的大律師吳宗鑾將退下火線,換上首名女召集人、同時任反送中義務律師的陳信忻,而去年接任的李安然和Jason Y. Ng亦會繼續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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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任法政匯思召集人的大律師吳宗鑾

相約陳信忻約問,她向記者笑言,近日法庭因疫情關閉,自己才總算有時間坐低。問率真並帶點稚氣的她,法政匯思、義務律師,再加上原來律師樓的工作會否難兼顧,她即咧嘴拍枱「投訴」:「嘩真係好辛苦㗎!返工又係你,跑警署又係你,上庭又係你,仲要寫法治報告又係你!」

但如此吃力不討好仍一頭栽進去,也許只因陳信忻不止一次提起,近乎不證自明的那句:「咁點啊?唔通你唔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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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首名女召集人:沒有壓力是因為選擇

成立五年,法政匯思的班底也換了數遍。由早期的任建峰、蔡騏,到近年的吳宗鑾等,大多都是男大狀。今年陳信忻以女事務律師的身分接棒,她解釋,是要顧及組織的平衡:「會唔會太多大律師?太多男人?」又笑道:「其實由15年開始已經講要多啲女代言人,但可能嗰時冇人肯做啦」。

作為女召集人,陳信忻並無覺得因此受到不同對待,但她也坦言,整體社會都依然存有父權的概念。她舉例,去年曾被拍到與一名男大狀做義務律師的工作,及後報道竟寫上「義務律師和女助手」:「跟住我就『着咗』,你憑乜嘢見到一個男一個女就即刻假設女嗰個就係助手呢?」她說,上任的小小願望,就是希望社會大眾平時所作可以貫徹聲稱的價值,「達到唔同方面嘅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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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性的身分,2016年才正式執業的陳信忻亦很年輕,問她在階級觀念重的法律界有擔心嗎?她一臉坦然:「冇得擔心㗎啦,要做就做。唯有將勤補拙。」

做召集人,要頻頻代表組織抛頭露面,最大的顧慮可能還是政治因素。陳信忻指,不少成員有家人在內地,或經常要往返內地工作,要出面可能會受到壓力,即使幫忙也不會「落credit」。但她笑稱:「我冇呢個壓力,係因為我選擇左喺一間咁樣嘅嘢度做啦」。「咁樣嘅嘢」,就是她現時任職,由何俊仁創立、首任法政召集人文浩正任合伙人,曾代表「佔中九子案」被告、也接了大量反送中案件的事務所。

「以前舊嗰份工我嘅心態係,我做份工都冇乜意思㗎啦,唯有喺工作以外做啲有意思嘅嘢。但而家嘅工作類型其實好難分⋯⋯好難分咩為之工作、咩為之法政匯思嘅嘢、咩為之義務律師嘅嘢。」陳信忻加入這間事務所,僅是去年6月的事,而她說,這是她的選擇。

裸辭耕田一年:如果聲稱係咁關心香港,唔可以匿埋喺塊田度

港大法律畢業、實習兩年、再攞牌成為律師,陳信忻的人生顯得那麼順理成章。但不知幸或不幸,她的律師生涯竟與香港法治的重要時刻重疊。

2014年9月,她剛任見習律師便遇雨傘運動爆發,寫字樓在金鐘,剛好見證香港史上其中一場最大型的運動;到2016年正式攞牌,居然又遇着議員宣誓的人大釋法,「嗰時就喺度諗,香港仲有冇法治、做律師仲有冇意思?⋯⋯大佬,嗰陣16年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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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忻形容,2014年令她「開始對香港呢個地方有歸屬感」。不盡因為雨傘,更是因為傘運前,那場較不起眼的反新界東北發展示威 —— 因着新界東北,她開始關心土地問題,也開始下田耕種。

從前在大學,她總被教導「每一塊土地都係獨一無二」,並不能用錢或其他土地補償,「但真正領悟到呢樣嘢係落田嘅時候,發現一塊土地同另一塊係可以好唔同,有啲嘢係無得代替」。正如香港這個地方,「唔係話冇左,喺隔離就可以建設番同一樣嘢」。

可惜,隨着雨傘運動無疾而終、政府相繼取消候選人資格,《一地兩檢》、《國歌法》接踵而至,陳信忻心目中獨一無二的香港受到越來越大衝擊。直至2018年夏,她做了個大膽的決定 —— 「裸辭」搬去新界東北全職耕田。「有咁嘅價值係一回事,但講係冇意思,你係要做」,她想趁年輕闖一闖。

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耕田學到好多嘢㗎!」她語帶興奮向記者如數家珍對泥土的觀察、種植的技巧。但漸漸地,她發現自己只能白白看新聞卻不知如何幫忙,同時兼顧法政匯思工作亦感到身分上的尷尬:「我做緊法律related嘅嘢,但又唔係一個律師,咁我係邊個?」

「會開始覺得⋯⋯如果聲稱係咁關心香港,我要做返啲嘢喎,我唔可以匿埋喺塊田度。始終有啲野真係律師先做到。」於是,她「隱居」不足一年便出來加入現時的公司:「變左返工嘅時間又好,放工嘅時間又好,都係投入緊去追求我認為係重要嘅原則」。

法治倒退拒認命:你一講預咗,就自願騰咗個空間畀人侵蝕你嘅自由

從田裏甫出來,便撞正史無前例的反送中運動。陳信忻加入了義務律師的行列,才上班第一個星期,便要捱通宵、跑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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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憶述,去年8月5日大罷工,天水圍一次過拘捕了70多人,她趕赴現場卻吃閉門羹,一邊在警署門外等一邊食催淚彈,後來部分人移送新屋嶺,她一直協助示威者,差不多40小時沒有休息,也僅吃了一餐。

那已是運動早期的事。隨着拘捕人數上升,被捕人士也越來越得不到應有的對待。陳信忻嘆,受影響的不單是被捕人,更是他們身邊的家人、朋友,「佢屋企人嗰幾十個鐘有幾緊張啊?佢哋嘅 emotional、psychological stress,咁又點計?」

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濫捕。去年,法政匯思編寫香港法治年度報告,概述2018年影響香港法治的事件,再作法律分析及提改善建議,中英對照合共300多頁。陳信忻當時撰寫警權的部分,但其時最轟動的也「不過是」朱經緯警司打人案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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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比起今年?」陳信忻瞪大眼睛以手指比劃,「個篇幅係由『咁多』變到『咁多』!基本上由6月9日計起每個 weekend 都爆啲嘢出嚟,仲要爆爆吓變咗平日都有」。

警方濫權罄竹難書,即使其他範疇也每況愈下。陳信忻今年負責言論自由的部分,不禁大嘆:「相比起真係完全兩回事喎大佬!」她指,去年還在討論公民廣場的示威自由,「但而家係 facebook post 啲嘢就可以炒我,痴線架喎!」

也正因如此,她更相信法治報告的重要性 —— 透過比較,反映出香港法治、人權、自由狀況如何倒退。「好多人成日話警察亂咁拉人,係咁㗎啦!一有人畀人DQ,預咗㗎啦!唔係預咗囉好冇?因為你一講預左就代表你褪咗,你就自願騰咗個空間比人侵蝕你嘅自由。」

「唔係咁㗎嘛,要成日提醒自己,我地係為咗啲咩努力。」她說的時候,很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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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行鋼線」仍堅持:喺一個唔理想嘅制度下,爭取我哋最大嘅權益

反送中運動以來,政府開口埋口「法治」、「暴徒」,但陳信忻不諱言,當初政府拒聽民意硬推《逃犯條例》,才是「帶頭破壞法治」。訪問當天,財政預算案提出預留4.5億推廣法治,陳信忻盡是無奈:「我唔覺得大家缺乏嘅係 rule of law education 囉 ⋯⋯ 正正就係因為我哋對於法治有啲概念、有啲執着,我地先會成日行出嚟遊行姐。」

大半年的濫捕濫告、政府與警察對「法治」的搬弄,換來市民對香港法治越來越不信任,有人以噴漆塗污法院外牆,更有人向法院投擲汽油彈。陳信忻明白,行內律師見到法院遭縱火會感到失望,但同時也很清楚,這個狀況實無可避免。「法官都係要跟事實同法律嚟判。」她舉例,當有人被搜得攻擊性武器,「個官冇得唔判,最多咪求情。但大家見到個判決會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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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釋,任何沒有民主但有獨立司法制度的地方都會出現「行鋼線」的狀況。一方面,法院太過支持民主勢力,就會遭政府打壓;另一方面,太傾斜於政府,又會失去民心,失去唯一的正當性(legitimacy),做不到所謂把關的工作。而現時香港正正陷於這個困局,問題也越來越明顯。說罷,她沉默半响,吐出一句:「係冇得解決㗎,一日冇民主冇普選,都唔會解決到。」

在「香港法治有險可守」也成為笑話的今天,記者追問陳信忻,對司法制度還有沒有信心?她沉思良久,苦笑反問:「咁個 alternative 係咩?係我去放火?」頓了頓再說:「當然係好唔理想,我哋冇民主、而家個制度設計好有問題,法律上要改變任何一樣嘢都係以年計。例如警察打人就係打咗,但我唔知佢 number 係乜嘢,又要做返個司法覆核逼佢帶返個 number 先可以追究,呢個又唔知搞幾多年⋯⋯」

「我地就係⋯⋯面對緊一個咁樣嘅狀況,但係⋯⋯咁點啊?唔通你唔做啊?」陳信忻沒有猶豫:「我都係會喺一個唔理想嘅制度下,爭取我哋最大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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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社會需要 不輕言放棄:你做先有嘢出黎,唔做咪冇

也就回到法政匯思的初衷 —— 在歪理當道的時代,團結地匯聚一起為捍衛法治、司法獨立、民主、人權、自由、公義等核心價值發聲。

這些年,陳信忻見證法政匯思由以前寫聲明、寫法律陳述,到今日做懶人包,向市民講解被捕注意事項,形容組織一直隨時代變化,回應社會需要。她堅信,教育及倡議有其必要 —— 市民需要清楚知道各種行為的後果再作決定,社會也時刻需要有理據的「另一種聲音」。而在這些之上,法政匯思亦會涉足「國際線」,在國際層面為香港發聲。

即使無論如何努力,政府也依舊充耳不聞?

陳信忻的語氣盡是堅定:「唔係話 expect 講完佢就會收返,但都係要做,都係要表示你嘅不滿,要講返真話比大家知」。她更相信一點一滴的累積:「就係因為個人能力好少,所以就要團結。我會覺得,如果唔係因為經歷過雨傘,大家知道團結嘅力量,反送中運動唔會有咁樣嘅 momentum。」

對於未來,陳信忻坦言「真係唔知」,但就如一個最為堅韌的農夫,她並不輕言放棄:「耕田比我學到一樣幾重要嘅嘢,就係好多野都唔係你控制之內。打風、落雨、水浸,係可以一下子咩都冇哂。咁⋯⋯但點,就做囉。Sorry,呢樣嘢好似好唔 encouraging 咁,但實際上就係咁。你做先有嘢出黎,唔做咁咪冇囉。」

(原文載於 2020 年 3 月 12 日《 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