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笑說,香港人是世上最熱愛上班的人類,即使有強如「山竹」的十號風球下都沒有例外。這則笑話背後,委實盡是苦澀——香港的工會文化非常薄弱,不像西方國家一般極具組織和行動力。最緊要的是,香港的工會沒有資金儲備,無法為參與罷工的員工在缺勤的日子提供經濟支援。在香港,手停,口便停。很多人都因此身不由己。

而在2020年,香港人終於被迫學習要面對籌組罷工。

我說2020年,因為2019年8月5日的「全港大三罷」在實際上都未成氣候,嚮應的大部分人都其實都是自行請假參與,跟早前醫護界直接通知上司將參與罷工而缺勸的做法畢竟好一段差距。

惟錢財以外,法律問題又來了:究竟僱主能否合法開除有份參與甚至號召罷工的工會成員?

不少人一般都會訴諸基本法第27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

然而,基本法中並沒有為「罷工」作任何定義。要理解本港法例下的「罷工」所囊括的意思,似乎只能翻看第332章《職工會條例》中的釋義:

「罷工」 (strike)指一群受僱用的人經共同協定而停止工作,或任何數目的受僱用的人因發生糾紛而一致拒絕、或經達成共識而拒絕繼續為某僱主工作,作為迫使他們的僱主、另一人或另一群人的僱主,或任何受僱的人或一群受僱的人,接受或不接受僱傭條款或條件 或影響僱傭的條款或條件的方法;

一模一樣的涵義亦被第57章《僱傭條例》採納。

就字面解讀,可見香港法例下對「罷工」的詮釋均圍繞勞資雙方的糾紛;至於帶有政治色彩爭議的罷工是否受香港法例保障,則為未知之數。

事實上,香港法例現時傾向保障的,是《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下稱「ILO」)《社團自由委員會》(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下稱「委員會」)中訂明的「一般罷工」。早於1996年,委員會己就罷工行動的目和相關權利的合法性出版文獻,當中第473-475段列明「員工及其社團因宣傳和捍衛他們的經濟和公共利益罷工」合乎國際勞工法。而且,在委員會第87號公約中的第10條亦進一步解釋,所謂的「工會」亦可以是「促進和保護工人或僱主的利益為目的的任何工人組織或僱主組織。」這條文的重要性在於國際勞工法表明承認了工會組織的誕生及其行動並不限於直接了當的錢財利益糾紛,其對罷工目的之合法性的保障範圍因而擴大。同時,由於考慮到罷工的目的可以非單一,在ILO的文獻中因而衍生了對「政治罷工」和「同情罷工」的解讀和合法性。

為免嘮叨,本文只觸及「政治罷工」如下。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編寫的「罷工權利原則」,「單純的因政治因素而罷工並不包括於《社團自由委員會》的原則。」這個論述亦是對家常用來對付沾有政治問題的罷工行動。然而,唸書要唸全套,委員會在其1996年的文獻中分別於第457承認,要將「政治」與「工業行動」完全分割是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委員會認為,罷工行動的確可以基於為了推動有關經濟和社會的問題並得到解決;在文中第484段,委員會總結出一個合法的罷工行動可以是「就著會影響員工利益的經濟及社會問題而表達不滿,而當中牽涉的事宜可以超越出工業糾紛……」,而打壓有關罷工的行為將構成嚴重侵害社團自由(serious violation of freedom of association)。

有自由,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政府若要禁止工會的罷工行動,只可以依照國際罷工原則中訂明的情況:

The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has state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strik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re legitimate in so far as they have economic and social objectives and not purely political ones; the prohibition of strikes could only be acceptable in the case of public servants exercising authority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or of workers in essential services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i.e. services whose interruption could endanger the life, personal safety or health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population (ILO, 1996d, para. 492).

簡單來說,就是工會採取的行動不得破壞社會安寧(breach of peace),在特別崗位上的員工亦不得因為參與罷工行動而令他人性命或健康受到威脅。

《社團自由委員會》同時清楚指出了7大項組籌合法罷工的先決條件:

1. 有責任事先通知;

2. 在宣布罷工前,有責任就著爭拗嘗試說服、斡旋調解、透過[自願]仲裁程序,而上述過程都應該要提供足夠機會、保持平等、需時迅速,以使所有持份者都可以參與整個流程;

3. 有責任得到一定[工會會員]人數的支援;

4. 有責任進行是否實行罷工的投票,並採用暗票;

5. 行動應要乎合安全措施和防止意外發生;

6. 有特別個案中,要維持提供最低服務(minimum service);

7. 須保障其他非罷工參與者有繼續通勤的自由。

罷工法在不同國家地區有不同的演繹,而當中的法律問題更是五花八門,難以在一篇文章裡歸納。然而,在歐盟及美國的不同案例中,關於「政治罷工」的法律爭拗點均離不開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該罷工行動的宗旨目的是否為了「保護員工」(protecting workers),不論是實際利益,抑或是其他個人權利。而所謂「保護員工」的行為,隨著時代變遷,其涵蓋範圍都有變化。值得留意的是,「政治罷工」的合法性討論並不止於以上的國際原則那麼簡單直接,底下有分為「抗爭罷工」(protest strike)和「迫壓罷工」(coercive strike)兩種性質。前者是一般表達工會不滿和訴求的罷工行動,從而帶起社會關注某些政府政策,普遍被視為合法;後者則帶有明確目的,要以罷工來改變政府施政,極具爭議性。

新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罷工,提出政府全面封關等訴求。香港電台照片

那麼,究竟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號召及參與罷工,以要求港府封關抗疫,這種罷工是否合法?往後若對政府施政不滿,不同界別發起罷工,又是否有法律責任?

行文至此,筆者要先致歉:我只是一介法律系生,並非律師,未能提供任何法律意見。但若是要分享本人愚見,HAEA似乎經已盡全力達到以上《社團自由委員會》的7大要求;表面上有人會認為HAEA是在向醫管局和林鄭直接施壓,要求政府執行他們的訴求,亦即封關,其行動有墜入了「迫壓罷工」之嫌。可是,我們亦必須考慮到他們的所有訴求,均是與他們每一位作為醫護人員的健康乃至性命安危有密切關係。因此,這一場工業行動可被視為因爭取和保護勞工利益而起,縱然當中無可避免地涉及政治因素。

在1971年的澳洲,一個左翼建築工會”New South Wales Builders’ Labourers Federation”決定杯葛所有要在一片叢林地土上興建的奢華建築工程項目。在接下來的4年時間中,工會亦跟隨市民大眾的意願,堅拒接手任何會破壞大自然或低下階層人士的住所的工程計劃項目,從而保護了約16,000人家的居所和大幅綠地。這個行動被法律文獻稱為”the green bans”,同時被視為工會行動目標得到延伸的轉捩點——工業行動不單止可以關注薪酬福利等議題,亦可以是為社會共同利益發聲、扭轉資方計劃的手法。類似的行動亦曾發生在美國Americ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一案中,同樣得到美國法院判定其目標為合法的工業行動。

從以上的案例中可見到HAEA工業行動的影子,而”the green bans”的關注點比起HAEA的要求更加與勞動一方本身的影響更間接而有距離。其合法性,卻是備受肯定的。

當然,以上的例子真的只屬參考,香港畢竟是香港、中共底下的香港。更不幸地,在香港的我們,除了在這一場瘟疫中封關與否,要面對的將會是更多政治議題,亦即是香港的未來。究竟「政治罷工」在香港是否合法合憲,筆者不材,無法在此斷言。但我很希望指出的是,在美國有較為健全的罷工法之先,印刷具政治主張的小冊子在職場派發這個舉動,曾經都極富爭議性。經過法庭反芻又反芻的審理,工會享有表達言論的自由才得以確立。

如果每個人都你眼望我眼,裹足不前、如果前人都拒絕團結甚至失信於彼此、如果人人繼續流於「精神上支持」,不健全的社會和法制,只會繼續營養不良。然後,沒有然後。共勉之。

(原文載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