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並不是完全令人絕望的時代」,只是「童年的記憶已蕩然無存」。 

現實越是逼人,書本提供喘息空間愈是珍貴。重看歐威爾的《1984》,一舉一動都在政府監察的狀態固然可怕,但於我而言,我們更要提防「失憶」。 

1992年日裔美國政治學者Francis Fukuyama在《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提出「歷史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概念,認為各國將視自由民主制度為唯一社會模式,若干年後,法治和各類社會制度終達致和諧有序的理想狀態;他日歷史雖然不至無事可寫,歷史學家卻因為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而結束歷史書寫充滿異見和詮釋空間的特質。這樣閱讀「歷史終結」論自是掛一漏萬,但若然歷史書寫只容得下一類記載,實在不過另一種滅聲、消除異見的方式。 

環顧歷史書寫,不少統治者、記史者都以文字記錄重構歷史,主動篡改真相,奪去當事人的記憶,模塑後來者對歷史事件的印象。曾經不少人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無差別殺害讀書人,現在不少學者指出始皇銷毀的是方士、術士欺神騙鬼之劣書,用以整治社會風氣。篡改歷史一般出於政治考量,通過重構歷史得到管治利益。但篡改歷史曾經是一種罰則。古羅馬有刑罰名為damnatio memoriae,經元老院決議,在叛國者死後,除去他們生前記錄的痕迹,使後人完全無法尋找那人曾經存活的證據。今日被自殺、被召妓、被抑鬱、被甩骹、被擲煙霧餅等篡改歷史手段明目張膽,公然挑戰市民的智商和記憶。 

「無知即力量」。社會學有「集體失憶」(social amnesia)一詞,與集體懷舊(collective memory)相對,指人因無知、受政治迫害、收受利益而選擇失憶,令到留存社會的官方記錄(或由官方建構的神話),免受任何挑戰;親建制陣營掛在口邊的不知道、不相信,盲目支持官方論述,其實也是「集體失憶」體現。選擇失憶的社會現象,在現代中國史上尤其常見,從大躍進、十年飢荒、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屠城等事件,生還者不僅不抱怨恨,還心存感激,欣賞災難過後盛放的生命奇蹟,無不令人嘩然稱奇。 

近月紀律部隊、各級官員、首長,迫不及待再三篡改發言內容,試圖抹去公眾對事件的理解和記憶,赫然是《1984》中「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的日常作業:一邊改寫各類文獻,一邊宣揚僅屬於黨的真理,以極權壓過敢於記憶的人民。特首及問責官員將修例決策失誤說成市民不滿居住問題,將示威訴求說成非法集會和暴動,將執法者無視警例、犯法、濫用暴力、槍殺示威者、毀滅整個城市的秩序、說成是天經地義的執法手段,又將執法者的身份刪去,讓人變成工具,以滿足統治者不近人情的慾望。面對荒謬至極的日常,我們必不能麻木,必須反覆敘述真相。即使真相無法蓋過謊言,即使記憶只是個人的、私密的微型抗爭,我們還是必須留下各種詮釋和記錄,免得官方論述成為唯一真實,終結自反送中以來的抗爭歷史。願我們有記憶的自由,願我們有免於恐懼失憶的自由。 

卡斯柏@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 2019 年 12 月 7 日《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