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風波,還未完結。2016年起,香港政府掌控了篩選選舉參選人的權利;2016年7月,陳浩天和梁天琦等五名參選人基於其政治主張,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同年11月,政府入稟法庭,要求法庭裁定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無效,高等法院原訟庭聽取雙方陳詞後、押後宣判的期間,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條(下稱「第104條」)作出解釋(下稱「釋法」),它不但解釋第104條,更就其作出「補充」,變相「加料」。釋法後,梁游二人被DQ,政府亦再入稟法庭,要求法庭裁定姚松炎、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四位議員宣誓無效。2017年7月,四名議員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即被DQ。2018年3月和11月的立法會補選,選舉主任亦一而再、再而三地運用其權力裁定若干參選人的提名無效。 

選舉主任這項權力是政治決定、政治篩選嗎?答案顯然而見。2018年12月,朱凱廸被選舉主任裁定其鄉郊代表選舉提名無效,但未夠一年,選舉主任卻裁定朱凱廸參選11月區議會選舉的提名有效——這不是政權無基礎肆意使用權力的證據嗎?既然朱凱廸可以參選區議會,那證明他根本不應在鄉郊代表選舉中被DQ!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黃之鋒被選舉主任通知其參選人的提名無效。選舉主任指黃之鋒所採納的自決前途理念,包含以香港獨立作為選項,客觀地反映他並非真心地及真誠地擁護《基本法》。黃之鋒表示會積極考慮就選舉主任的決定提出選舉呈請,當中涉及的其中一個法律爭議是:第104條和釋法是否適用於區議會選舉?雖然釋法為第104條「加料」,指第104條中的規定「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但是第104條其實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字眼中並沒有提及過「區議會」。 

如果第104條和釋法不直接適用於區議會選舉,那麼法庭可以基於甚麼理由去確立選舉主任的決定呢? 

在陳浩天訴羅應祺[2018] HKCFI 345一案中,法庭確立了選舉主任的決定,裁定陳浩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提名無效。法庭在考慮其案件時,並沒有先以第104條和釋法作為基礎,反而先考慮了《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40(1)(b)條(下稱「第40條」)的立法原意。法庭翻看當年制定該條時的會議紀錄,確立了當時的立法原意是參選人須「真心真誠」地相信聲明中的內容,即「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確立了第40條的立法原意後,法庭才指出此項要求跟第104條和釋法的要求相符,而第40條要求參選人作出相關聲明,是執行第104條的其中一個方法。法庭更進一步確定選舉主任有權決定參選人是否「真心真誠」地相信聲明中的內容,確認書只是選舉主任用以獲取足夠資料去作出此決定的其中一個方法,並非一個對於被選舉權的不合理限制。 

《區議會條例》中(第547章)第34(1)(b)條(下稱「第34條」)跟第40條相類似。筆者翻查制定第34條時的立法會會議紀要,發現當時立法會是基於第40條制定此條款。因此,當法庭考慮選舉主任就黃之鋒的決定時,很可能會裁定第34條確實要求參選人須「真心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主任亦有權決定黃之鋒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法庭會否審視選舉主任的決定,裁定選舉主任的決定不合理呢?在陳浩天一案中,法庭接納選舉主任的法律代表的陳詞,認為選舉主任的決定為政治決定,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法庭並非適當的機關去作出此類決定,因此,法庭採納較寬鬆的準則去審視選舉主任的決定,並認為其決定並非毫不合理,因而確立DQ陳浩天的決定。 

可是,上述觀點跟法庭在6名立法會議員的DQ案中的觀點並不一致。在六名議員的DQ案中,法庭沒有採納較寬鬆的準則去審視立法會秘書和主席裁定相關宣誓有效的決定,反而指出因法庭須確保議員符合第104條中的規定,因而採用更嚴謹的準則,實質地審視6名議員有否符合相關規定,繼而推翻立法會秘書和主席的決定,DQ了6名議員。 

周庭案對黃之鋒選舉呈請 奠下不利基礎

如果黃之鋒提出選舉呈請,法庭會採納甚麼準則呢?雖然第104條的適用範圍並未涵蓋區議會,但法庭可能為認為區議會在香港擔當重要的角色,由全民選出的代議士組成,其職能實質影響到公眾利益,加上要確保整個憲制的執行方式一致,所以相關規定也應適用於區議會。 

不過,即使法庭裁定第104條不適用於區議會,根據陳浩天一案,法庭仍可選擇採用寬鬆的準則,確立選舉主任根據第34條DQ黃之鋒的決定。 

若果法庭認為第104條適用於區議會,並採納更嚴謹的準則去審視選舉主任的決定,那是否代表黃之鋒不會被DQ?在此,周庭訴鄧如欣[2019] HKCFI 2135一案則有相當參考價值。法庭在該案指出,宣揚以公投方式決定香港的未來,無論公投結果有否約束力,都可能會導致分裂國家或香港獨立,從而違反《基本法》第1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雖然法庭裁定選舉主任沒有給予周庭答辯的機會違反程序公義,令周庭勝出選舉呈請,但該案對「自決前途」的裁定,可能已為黃之鋒未來的選舉呈請奠下不利的基礎。 

《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明確保障市民不可基於其政見或政治聯繫而被不合理地限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主任是政務官,份屬行政官僚,實在不應享有如此大的權力作政治審查和政治篩選。香港要保持法治社會的特質和聲譽,就更需要法庭盡好憲制責任,確保市民的政治權利得到充份保障。若果法庭太輕易地接納選舉主任的審查權和篩選權,就難以有效阻止政府剝奪參選人和選民的政治平等權利;香港選舉制度和法治的公信力,也會逐步褪色,失去社會大眾和國際社會的信任。 

撰文:吳思諾
執業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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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 2019 年 11 月 4 日《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