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康育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4日正式宣布將撤回《逃犯條例》修正案,但並未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暴動定性等其他訴求做出具體回應。警民對峙依舊持續,目前已有逾千人被捕,年紀最小的只有12歲。當街頭淪為戰場,平時坐在中環辦公室,身穿襯衫、西裝的200位「大狀」,成了暗夜使者。他們為何甘冒政治風險,替這群黑衣示威者辯護?《天下》越洋採訪4位香港義務律師團成員,他們又怎麼想?

8月11日晚間7點左右,一發疑似由香港警方射出的布袋彈,劃破了抗議女子的護目鏡,年輕的臉龐滿是鮮血。

這一晚,反送中示威行動遍佈全城。尖沙咀、太古、銅鑼灣、葵芳…,警民在前線對峙,防爆彈、催淚瓦斯強力鎮壓,街頭淪為戰場,超過百人被捕。被銬上手銬、押上囚車的當下,沒人知道自己會被帶到哪裡。

「大家只好到處問、到處找,直到凌晨1、2點趕到新屋嶺(拘留所),但到天快亮了都還沒有見到他們(被捕者),這是一個很令人擔心的狀況…。最後大概花了1天半的時間,總共20個律師輪流去,才把所有被捕的人見完,」事隔快1個月,香港律師文浩正提起當時情況。

暗夜裡奔走的人權律師

每次抗爭結束後,他漫長的工作才正要開始。

還記得8月11日大拘捕當晚,他手機的WhatsApp群組不斷湧入各種訊息:「有人在尖沙咀被抓」、「被帶到新屋嶺了」、「誰可以去一趟」…,前線傳回來的一字一句,令他和群裡其他律師心急如焚,趕忙出門、徹夜找人。

42歲的文浩正是香港知名人權律師,入行15年,曾多次義務替社運人士辯護。像2014年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周永康、羅冠聰,或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在2016年因旺角暴動被捕入獄的梁天琦等人,都是他的當事人。

甚至,連洩漏美國國安局「稜鏡」監測計畫而遭通緝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在港期間也是由他提供支援,幫助其離開香港、前往莫斯科。

「這確實是很累人的工作,但現在很多律師很幫忙,願意用自己的時間,整個晚上不睡覺,到警署見被捕的人,有時候一等就是4、5個小時…,」接近午夜12點,他剛結束整天工作、抽空接受《天下》越洋採訪,卻聽不出絲毫倦意。

反送中運動持續近3個月,根據香港警方統計,截止9月1日已有1,117人被捕。而像文浩正一樣在前線奔走,提供被捕示威者法律協助的義務律師,全港將近200人。他們之中,有執業10多年的大律師,也就是代表當事人出庭辯護的「大狀」,其他則是入行不久的年輕事務律師,負責處理相關資料,另外也有法律系學生參與其中,彼此相互合作,組成義務律師團。

目前,因應反送中,就屬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與民權觀察兩大組織旗下的義務律師團較具規模,前者約有50到60多位律師加入,後者則在130人左右。這一群人權律師在過去三個月,幾乎耗盡了所有的體力。

香港律師們走上街頭

6月、8月兩度身著黑衣靜默上街後,作為香港法治的捍衛者,這200位義務律師,面對難以預測的局勢演變,也得像抗爭者一樣,保持如水般、「be water」的能動性,低調且迅速地在檯面下動員。

「我們在WhatsApp成分不同小組,當拘捕的時候,馬上就會問有哪些律師可以幫忙,依照每個人靠近的地方,分派到不同警署。因為你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抓人,有時候是晚上、有時候白天,而且人會被抓到哪裡、被關多久也不知道,我們只能隨時待命、做好準備,」文浩正做為民權觀察義務律師團召集人之一,如此描述團員之間的「協作」模式。

細數近3個月來,反送中已從初期的和平集會,升級成街頭巷戰。截至9月4日,光民權觀察義務律師團就收到逾1,000件求助案件,跑遍全香港31間警署、12間醫院、1家拘留中心,其中年紀最小的被捕者才12歲,「大家根本看不出來他那麼小,」文浩正說。

這和5年前雨傘運動佔領中環一帶,直到最後才遭警方「清場」、逮捕示威人士很不一樣。反送中卻遍地開花,深入全港大小社區,每場示威動輒被捕數十人、甚至上百人,更增加救援難度。

於是,律師們只能打團體戰。如同示威者一樣,保持高度機動,卻發展出一套適時分工、補位的行動策略。

「被捕後48個小時通常是大家最忙的時間,」25歲的戴穎姿是法律系學生,白天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晚上則是義務律師團的一員。但因為還未考取律師資格,不能經手案件本身,她便和其他幾位學生聯手,負責後勤工作,協助正在前線奔波的義務律師。

「緊急法律支援⋯,訊息請註明:中英姓名、年齡、性別、聯絡電話、身分證號碼、所在警署⋯,」她在臉書上分享這則訊息。

每當有人被捕,來自全港各地的諮詢電話、訊息突然湧入,大多是心急如焚的家長打聽孩子行蹤,又或是示威者找不到被捕的同伴下落⋯,另一端,戴穎姿逐筆記下被捕者的基本資料,整理成完成後,再傳到WhatsApp群組裡,請律師幫忙分頭到各大警署找人。

即便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已承諾撤回送中條例,但市民要求的5大訴求,如撤回被捕者暴動定罪等,至今仍未見進展。黃明堂攝

律師到警察局找人,3天接到逾百位被捕者協助要求

她回憶,8月5日全港大罷工,律師團3天接到超過100位被捕者的協助要求,為了紀錄每個人的資料、所在位置、分派律師、追蹤進度⋯,她和其他3個人一起輪班,每天睡不到2小時,「就看誰的身體狀況還可以,誰就繼續撐下去。」

但這還是「找得到人」的情況下。有時被捕人士下落不明,她還得打電話到警局一一「尋人」,也曾在接到下落後,直奔醫院,陪同18歲的被捕者就醫。

也因為被捕者大多是10幾歲、20歲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缺乏法律知識和資源,民權觀察的臉書專頁上就列出20項「須知」,提醒示威者如果被捕,如何保護自己的法律權益,像是如何保護隱私、被捕須知、做口供須知等。

「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懂了,要在被捕的時候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因為這樣律師才知道你是誰,後續才有辦法幫你…,」也是義務律師團一員的大律師李安然感慨地說。

得知被捕者姓名和位置後,義務律師便會趕往警局陪同做口供,告知接下來可能面對的法律程序,以及協助拍照存證、聯絡家屬等⋯。之所以強調黃金時刻,就是為了確保當事人了解相關權益,不受警方影響,避免做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詞和決定。

但也因此,義務律師經常會遇到警方有意無意「不配合」的狀況。像是用拘捕人數太多、會面室不夠用,或找不到人等理由,延遲律師與被捕者的會面時間。

「有些被捕人士要求見律師,警察卻跟他們說,先做完口供就可以見律師,其實這是錯的…,但他們不了解自己應有的法律權益,往往我們趕到現場,才發現口供都已經做完了,」民陣義務律師團的大律師吳宗鑾就說。

吳宗鑾一邊忙著整理隔天早上出庭資料,一邊接受《天下》採訪。日前因參與示威被捕、遭控暴動罪的東華大學港生,正好就是他的當事人,「我們正在想用什麼方法,讓她還是可以順利出國唸書。」

過去這3個月,吳宗鑾和其他200位義務律師一樣,週一到週五白天上法庭、進事務所工作,晚上加班處理案件資料,週末跑警局、醫院,往往凌晨才到家…,「最近每個禮拜跟家人碰面的時間,幾乎不到2、3天。」

除了體力透支,有些義務律師還得承受心理壓力。

「還是有人會顧慮,不想讓太多人知道自己在做這些事,」畢竟當反送中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政治事件,勢必會有人擔心,因此被貼上「反政府」標籤,影響日後生計,「尤其是還在律師樓打工的年輕律師,通常都會更小心,」文浩正說。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全港總共有超過1萬名執業律師,作為香港社會中的專業精英,如今這200人為何甘冒職業風險,為示威者辯護?

「並沒有多想太多,朋友一來問要不要加入(義務律師團),馬上就答應了。我們只是犧牲休息時間和收入,比起街上的示威者,這點犧牲也不算什麼,」李安然直言。

「作為律師,確保每個人都能有相同的程序正義,本來就是天職,」吳宗鑾說,自己當年決定從科技業轉行,重新念法律,就是因為想做人權律師,經歷雨傘運動後,他更和一群律師組成論政團體「法政匯思」,為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發聲。

雖然執業多年,提起這次反送中運動,《天下》採訪的義務律師都認為,是因為有群人還在前線抗爭,堅持「5大訴求」,才給予他們力量,繼續撐到現在、為被捕人士奔走。

「坦白說,是因為他們,《送中條例》才會被擋下來,是我們應該感謝這些示威者。」吳宗鑾提起這3個月以來,他始終忘不了的一個畫面。

律師,你去幫那些比較小的孩子

反送中運動進入9月,由原先的罷工演變成學生罷課。香港11所大學於9月2日起發起「罷課不罷學」行動,持續上街示威,要求政府回應各項訴求。shutterstock提供。

7月30日晚間,因連日警民衝突,有49名示威者遭到拘捕,其中44人被控暴動罪。這也是反送中運動中,港府第一次以暴動罪名起訴示威者。

當晚,吳宗鑾從群組收到訊息,連忙趕到警署。他還記得當警察確定以暴動罪起訴,拿文件要被捕者簽名的那一刻,沒想到,眼前這群年輕人,「他們很鎮定,好像早就做好準備,知道會面臨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會哭、會有各種反應,沒想到他們唯一的反應,竟然是沒有反應。」

擔任義務律師10多年,文浩正也說,雖然被捕的大多是年輕人,未見過什麼世面,很容易擔心、害怕,但當他們在警局看見律師,「從來沒聽到有人說,律師你趕快幫幫我,我想快點出來,聽到的都是,律師你不用幫我,先去幫那些比較小的小孩,那個人沒有律師,你可以去幫他嗎?」

如此場景,更讓他無奈地反問,「政府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些10幾、20歲的學生放暑假不去玩,而是要上街頭冒著生命危險抗爭?」

即便香港和北京政府曾多次表態,針對反送中示威行動,將採取「止暴制亂」等強硬手段,驅散抗議民眾、恢復民生秩序。 但民怨卻如洪水,四散到全港各處,當政府禁止集會,民間力量就以更難以預期、控制的方式,從城市的不同角落湧現。

繼9月2日、3日罷課後,中學生又準備在9月9日發起「全港中學人鏈」牽手罷課行動。年輕人的不滿,並沒有因為政府暫時退讓,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條例,而隨之消退。

相反地,他們隨時整裝待命,準備下一次集結上街。

「政府透過驅捕、鎮壓,不想要他們出來,看見人出來就抓,這樣做之後應該比較少年輕人出來嘛,但反而越來越多,這說明了什麼事?代表政府的做法不對,用錯方法了,他們不因為你打他,他們就會怕…,」文浩正說。

今年夏天,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行動,至今仍看不到終局。但也因此,第一次讓200位金裝律師,和街頭成千上萬黑衣示威者的心,緊緊牽在一起。

(原文載於 2019 年 9 月 8 日《 天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