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和她的問責班子。美聯社

【撰文:卡斯柏】

香港的經濟要完了,全因香港政府問責官員自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到「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似乎對香港政府毫無警惕作用。作為中國地方政府,香港政府向來好大喜功、無事生非:從罔顧民心、民情、民意強推二十三條立法,房委會出售零售物業和停車場,公營房屋政策失效,普教中、國民教育、道識科和三三四改革遺害學子,各個大白象基建工程嚴重超支、水準遠不達標,生活成本位列世界之巔(同時貧富差距極大),無論在環保、動物保育、福利政策皆落後國際,未能使轉香港轉型創科技術重鎮,到漠視法治賓情自把自為推行《逃犯條例》修訂,縱容警察知法犯法、恣意踐踏中國香港人民尊嚴,都顯示地方官員的自大無能。香港特別行政區,也因著這些官員,而變成香港特別任性行政區,視國法家規於不理。如果中國政府不整治香港問責官員耳濡目染的任性歪風,中國夢可能毀於這些官員的手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迅速消亡。有貪戀權位、鬻以自肥的官員在位一日,我們距離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希望廣大青年有夢、追夢並圓夢」——愈遠。六月以降,香港青年一直敢於「發夢」,爭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依法治理貪腐官員,無時無刻不是為了香港的前途著想。

7.21晚上,元朗西鐵站發生無差別恐怖襲擊;22日凌晨,防暴警察被拍到與手持棍棒的白衣人有傾有講。香港電台畫面截圖

香港有史以來便是三合會重鎮,香港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忽視這個基本事實;警察與三合會「誓不兩立」的說法根本站不往腳。1960年香港殖民政府發行《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一書(外籍副督察W.P. Morgan著),指出香港三合會並非獨立運作的社團,而是與社會互存互動的體制,與香港種族文化密不可分;警察和三合會的互動,似乎有著唇齒相依的微妙關係。早在1842年香港遭英國殖民之初,三合會已經甚有規模,一類源於中國大陸(如萬安、義興、中和),與大陸洪門、潮語客語人口大有淵源,另一類屬本地幫會(如國術社),由小販、苦力、艇戶、打字匠等勞動階層組織而成,勢力不斷滋長壯大,一方面協助同胞以另類途徑謀生活,另一方面平衡資產階級的尊權自大;1960年「警察管黑社會,黑社會管治安」的說法普及,據說1980年高峰時期三合會成員人數近20萬,時至今日三合會勢力雖然減弱,但未壽終正寢(參廖子明《驚濤歲月中的香港黑社會——洪》、沈仲平《香港三合會的源流、演變及刑事政策》);而警察在三合會安插臥底,三合會在警隊安插臥底的情況時有發生,資深演員陳惠敏便是一例。2018年,警察在「翡翠刀」臥底行動案中,拘捕九名三合會「坐館」幹部,全部得以脫罪,因為臥底探員曾經吸毒、醉酒,甚至與涉案人拍拖,獲裁定多處證供不可信;可見警察安插的臥底意志不夠堅定,隨時可能變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警察「樹大有枯枝」的情況令人憂慮。除了警察,香港政府問責班子人力和資源錯配比比皆是,難怪施政總是無法一步到位,甚至落入「一步錯,步步錯」的局面。

7.21元朗西鐵站內外,發生無差別恐怖襲擊,數十名市民受傷。香港電台網站截圖

香港政府問責班子掩耳盜鈴,誠然將「官到無求膽自大」的教條發揮至極。香港居民對三合會不陌生,知道不同地區有不同勢力「照顧」;2017年電影投資者林世俠在社團宴會中自稱「老新」,獲高院法官判定有罪,法官指「今時今日法庭對三合會絕不陌生」;香港電影對三合會勢力的重現更是屢見不鮮、舉世知名;香港警察說與三合會「誓不兩立」,實則整個社會都知道香港政府與三合會是「鼎足而立」。香港政府的謊言無處不在,拖累了中國夢,使美國夢得以借題發揮,令人為之氣結。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 Whyte在1930年波士頓對意大利人貧民區的觀察,發現三合會非但沒有脫離社會結構,反而是一種更堅固的社會形態,通過組識違法活動,想要重奪上流社會的權力,向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示威(見《街角社會:一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上月底上百名懷疑三合會成員在元朗港鐵站進行無差別攻擊的行動,也可以看成是對警察辦事不力的抗議。有人認為警方三合會專家團隊成員過百,不可能對懷疑三合會行動毫無預警,實在也是合情合理;而可能的推測只有一個:即警察默許違法組織濫用私刑。事已至此,政府問責官員的驕縱跋扈,達到眾叛親離的境地;問責班子不僅不受政府內部歡迎,也引致資金外流,外部反對聲音愈吹愈烈,使今年第二季度經濟錄得負增長。經濟惡果全由市民承受,問責班子仍然風騷,教人如何再信任香港政府的官治效能?

林鄭月娥和她的問責班子。美聯社

香港政府問責班子的任性,不僅將香港經濟置於極危險的邊緣,更傷害了全體中國13億人民的情感和信任。這不是玉石俱焚,而是引火自焚,問責班子無非是要為過錯找人陪葬。香港政府當務之急是要撒回《逃犯條例》修訂,重新挽回海內外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然後是為問責下台。問責班子失責拒絕下台,表示還有很多事想做,不僅寡廉鮮恥,也是公然挑戰國家和香港問責團隊的誠信要求,將一國兩制的管治效能棄之不顧。問責班子委過於人,一邊放過自己,一邊毀滅制度、秩序和理性,愧對政治任命制度。出於對香港管治和經濟發展的考量,理應除去造成動亂的禍根(問責班子),而不是除去動亂的結果(市民),還國家一個公道,使香港重回安定繁榮、文明理性的軌道。

原文載於 2019 年 8 月 7 日《 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