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由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一星期內躍升至6月16日二百萬+1遊行,其間6月12日導致超過80人受傷的警民衝突,警方動用大量催淚彈,甚至以橡膠子彈及布袋彈槍擊示威者,相信是令遊行人數一週內急升的主因,反映普遍市民不滿警方所使用的武力。而過去數星期的持續警民衝突,例如沙田新城市廣場浴血,更加激發市民對警方的質疑。 

6月19日,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協會、海外督察協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聯合發表公開聲明,表示現時處理投訴警察的機制行之有效,故強烈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筆者認為,警察4個協會的講法,既自相矛盾,又反映其認知並不全面。既然說現時投訴機制有效,即是說警察不怕被調查,那為甚麼要反對成立調查委員會? 如果說是兩者功能重疊,則是對調查委員會的職權存有誤解。難道有了警察,就無需廉政公署調查貪污? 

獨立調查委員會與監警會的主要分別

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已於7月9日發文,公開支持成立調查委員會,並扼要有力地解釋了其與監警會的分別。本文難望其項背,但認為有些要點必須反覆強調,否則很易讓政府搪塞,指監警會已展開調查,無需架床疊屋。 

首先,是調查能力有天淵之別。的確,根據監警會7月2日的新聞稿所指,已展開調查6月9日至7月2日大型公眾活動的事實並會作出報告。但必須指出的是,監警會所提的調查範圍,並沒有處理公眾真正關注的問題,即警方所使用武力是否超出合理水平。要如此研究,必須衡量警方使用武力的指引本身是否恰當、指揮及前線警員的行動是否有違反指引等等,這就要靠調查委員會,因為監警會無辦法要求警方交出任何內部文件,最多只能發出邀請希望警方配合及警員願意作證指證其他警員;但調查委員會有法定權力,可以強制證人出席作證並交出相關證物或文件,甚至發出手令以搜查處所。任何人拒絕回答調查委員會提出的任何問題,或拒絕出示其管有的任何物品或文件,即屬犯罪,可處監禁。 

其次,是對證人的保障,大大影響證人是否願意作證。監警會在7月5日的新聞稿指出,所有獲提供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不會用作舉報罪案或提出投訴,但這最多只是監警會的自我約束。相對而言,任何人在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證供,則是受法律明文保護,清晰列明不得在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針對該人的證據。監警會作出保密承諾,相信是要讓公眾安心,它與調查委員會有相同保障,但這其實與監警會本身的功能背道而馳。法律明文容許監警會把投訴資料轉交警方,目的就是要讓警方可以跟進以撲滅罪行,監警會保密反而是自廢武功,談不上前述4個警察協會所說的「行之有效」。換個角度,調查委員會即使公開聆訊,任何證據都不能對證人不利,這在說明,調查委員會的功能是查證真相,而非追究責任。如此比較,可見兩者功能實為互補,而非等同,並不會出現架床疊屋的問題。 

查警實為救警

送交本文時,民陣爭取成立調查委員會的7.21遊行尚未開始;筆者衷願多人參與遊行,以表達市民的廣泛共識。畢竟警暴一日無人調查追究,只會滋生更多嚴重暴力及傷害,令市民更加仇警。這個惡性循環,歸根究底,與市民一直被法律窮追不捨而警察暴行則可逍遙法外有莫大關係。當法律並非人人平等,就談不上公義,部份市民為求彰顯公義,自然鋌而走險,把泰美斯女神的劍,即懲罰的權力,執於自己手中,向警察以牙還牙。這不單對法治帶來更大的禍害,而且必然造成流血局面。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即使可能短期對警察聲望造成影響,但卻是必要一步,讓香港減少衝突,達致和解。 

撰文:李安然
法政匯思召集人,成功打破組織傳統,以非男神形態出任崗位
電郵:spcloyb@hotmail.com

(原文載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