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香港政府因為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所產生激烈的社會迴響,尤其是於6月12日發生的大型警民衝突(「6.12事件」),相信(真)香港人近月實在難以全心投入工作,甚或輾轉難眠,不知香港又損失了多少罐午餐肉起計的生產力。 

6月21日,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專家小組根據網絡上廣傳有關香港警方於6.12事件中執法時的影片,包括:(1)在添華道濫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2)立法會內亂棍毆打示威者;(3)在受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覆蓋的中信大廈對出位置圍困及攻擊無反抗行為示威者;(4)危險使用橡膠子彈;(5)執法時欠缺警員身份證明及(6)以激進手法阻礙新聞工作者採訪,確認香港警察的行為經已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執法人員所被允許使用的武力標準。 

事實上,香港法庭以及歐洲人權法院早已在其判案書中,就上述大部份有關執法者的行為訂下明確的規範標準: 

(1)執法者使用武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朱經緯(2018)HKCFI 2072一案的判案書第113段中,高等法院黃崇厚法官指出,即使有人相信或可能相信當時的情況需要他行使武力,法律也不容許他可任意使用武力以達到目的。以該案為例,上訴人的目的是防止罪䅁。法律亦不容許使用過份武力。否則,向一個只威脅揮拳的人開槍也會變得合理。該案後來上訴至終審法院(2019)22 HKCFAR 1亦遭駁回,上訴委員會在其裁決指出,縱然法庭同情朱經緯當時所面對的是非常令人遺憾(highly regrettable)的處境,法庭也絕不能姑息如此對市民無理施用武力的違法行為。 

(2)執法者使用催淚彈:在Abdullah Yaşa v Turkey, App No 44827/08(ECtHR, 2nd Section, 16 July 2013)一案的判案書第48段,歐洲人權法院裁定警察以直接水平角度發射催淚彈企圖驅散示威,對示威者可造成嚴重甚至致命的傷害,是不正當的舉動。在官永義 訴 內幕交易審裁處(2008)11 HKCFAR 170一案,時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爵士在判案書第27段指出,歐洲人權法院就《歐洲人權公約》與香港《人權法案》內容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條文所作之判決,對香港法庭是極具說服力的權威。 

(3)執法警員的身份證明:在R v Lau Yin Kum(unreported, HCMA 15/1997, 23 May 1997)一案的判案書第7段,高等法院梁紹忠法官明確指出市民有權要求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不論是否穿著制服,應出示其委任證作身份識別。而在Hristovi v Bulgaria, App No 42697/05(ECtHR, 4th Section, 11 October 2011)一案的判決書第92段,歐洲人權法院指出若執法者被要求戴上面罩執勤,執法者應展示如編號或文字式樣,以助挑戰執法行動手法時,得以識別執法者身份及對其作出盤問。 

縱觀並應用上述案例,香港警方在6.12事件中的執法手法,有相當部份有違法之嫌,至少值得作進一步調查。可是, 香港市民對現存的警察投訴機制完全失去信心:向投訴警察課投訴,可謂「警察查警察」;若不滿警方的調查,雖然可向監警會投訴,但監警會只能審核警方的報告,本身沒有任何調查權。近年成功檢控在社會運動中執法時違法的警員的個案數字,可謂「有目共睹」。 

以上的種種情況令市民不禁問:警員的身份,是否容許他們享有與一般市民不同的法律待遇? 

探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以牛津大學前法理學教授、法理學權威德沃金(Ronald Dworkin)有關「何謂法律」及「為何要遵守法律」的學說作為切入點。 

在德沃金的眼中,「遵守法律」源自「群體義務」。「群體義務」是否成立,取決於群體成員之間的互惠性(reciprocity),這種互惠性仰賴群體成員對彼此的態度。「群體義務」是對群體成員的一種關懷(concern),這種關懷是一種「平等關懷」(equal concern)— 即便群體中有某些階層或權力高低的分別,成員彼此依然需要被視為平等。 

法律在我們日常生活每一個環節,都在指引和要求我們的各種行動,並透過其「強制力」讓它的要求被實現,因此改變我們的權利義務。因此,德沃金指出法律體系必須在「原則上」讓大家有理由服從,亦即耳熟能詳的「正當性」(legitimacy)。 

按德沃金的說法,一個法律體系賦予我們服從它的義務,是因為它是個互惠、對社群成員給予平等關懷與尊重的法律體系。法律體系對於人們的平等關懷,展現於它對人民權利的認真對待。而且,它對於權利的關注並非盲目肆意的個人偏好關愛,而是展現為一套融貫的法治原則。而這個社群的法律,有賴「我們」(包括官員、執法人員、法律工作者以及一般市民)這些「法律帝國」的子民共同建立與努力維繫。 

若然警察在6.12事件中作出涉嫌違法行為,而不需接受適當及公平公正的調查,從而決定是否作出起訴,香港的法律便失去其對市民的「互惠性」及「平等關懷」,不但對平等的「守法義務」造成嚴重衝擊,更將直接挑戰香港法律體系之「正當性」。 

或許基於上述原因,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已表示支持政府就6.12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真正熱愛香港的香港人,豈會忍心摧毀我們引以為傲的法治呢? 

撰文:黃俊嘉
深信法律和政治密不可分的法律從業員
電郵:esmondwck@gmail.com

(原文載於 2019 年 6 月 24 日《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