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卡斯柏】

「六四」討論持續逾四份一世紀,局面仍然「和諧」;其實不談六四,談「五四」也是好的。年輕一代願意放下「成見」,可喜可賀。像其他沒有收入歷史正典的事件,若有人記起六四,必然是記錯,若有人死,也必然是尋常的生命規律;倒是五四,切實收入正史,記載近代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載《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1年)。

1879年,挪威作者易卜生(Henrik Ibsen)發表寫實主義劇本《玩偶之家》(英譯A Doll’s House),講述少婦娜拉在女性不能獨自向銀行借款、事事以孩子丈夫和家庭為先的處境,經過八、九年婚姻生活,養了三個孩子,漸漸體認到自己從前是父親的裝飾品、如今是丈夫的玩物,從來不曾想到要了解自己作為人的責任,於是認為只有出走,才能成就獨立人格,成為真正自主的、與男性平起平坐的個體。這個劇本不但撼動當時整個歐洲社會,讓女性知道自己可以「選擇」、婚姻也不必如宗教信仰塑造般「神聖」,在英國(1893年)、美國(1902年)、中國(1935年)首演,影響其時留學歐洲(胡適、羅家倫等)及中國本土的知識份子,讓他們理解到沒有甚麼既定價值必然真確。陳獨秀創辨的《新青年》雜誌,在1918年第4卷第6號「易卜生號」,刊登羅家倫的中譯本《娜拉》(羅家倫是「五四運動」命名者,曾任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代表,1947年2月到印度駐任特命全權大使,1950年2月從印度到台灣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位),成為五四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1923年12月,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文藝會演講問及「娜拉走後怎樣」,不無諷刺的認為娜拉必須擁有金錢、資本才能自由獨立,否則出走的結果只有三種:墮落、回歸、死亡。經過一世紀討論,不少人像劇中的丈夫,叫娜拉「現在別走,明天再走」,試圖用家庭責任縛住自主的決心,免得社會「撕裂」;從各種愛情家國、「溫暖」的夢中醒來的娜拉,有的咬牙走到中環,有的斷舌走到西環,卻都未能走到安穩的處所,甚至面臨更重大的監視軟禁、政經封鎖、引渡受審,大概是因為今日的全面調控手段,比當年更勝幾籌;百年前千人一面的上海,化身為「智慧城市」先驅,在路燈設監控鏡頭,可以即時辨識路人路況,今日的娜拉若私自出走,大概也是無處可逃。

若說五四是個提問的時代,質詢一切既有規範和價值的合理基礎,我們今天也許活在一個公然背棄理性的境地:對權力的公開質詢泰半遭歸類為「尋釁滋事」,缺欠廣泛民意支持卻自以為是的行政者竟然成為修例代言人,以「威信」「指導」立法會討論進程。為了不成為管治者的「玩偶」而出走的「娜拉」,有的到德國、有的到台灣,行政者「聽不到」國際對香港居民自由和人權日益收窄、在香港未必能得到公平審訊的「具體憂慮」,卻「強烈反對」以捍衛人權和尊嚴為理由而審批的難民庇護;這類把人民當成國家私有財產,拒絕國際關注的看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實踐間,竟有一種霧裡看花的審美距離。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

魯迅當年的感慨,今日重看,一點不覺突兀。作為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有既定標準和尺度可量度,《基本法》第三章保障香港居民在政治經濟社會人身自由,同時有履行維持社會穩定、保障他人權利、導守香港法例的義務(合理的尺度另當別論);可是自己對自己的責任,標準卻言人人殊。人可以選擇無恥、選擇大愛,更可以選擇投身建制,從受害者完美過渡成施害者;而個人選擇往往以道德良知為判準,不受法律規限,於是人不免問及「道德何價」、「良心幾錢斤」。

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百年前魯迅的社評至今合用,實在教人悲哀。至於魯迅後來經歷的「被出走」、「政治轉向」、「獲封為第一等聖人」,與他的極左選擇不無關係。五四已過,疑感仍在,選擇仍在;接下來的日子,人即使不表態、不上街,不當「娜拉」,默默成為「獅子山精神」下的魂,終究還是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僅屬於知識份子的,啟蒙過後的痛。

(原文載於2019年6月3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