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安然大律師,法政匯思召集人】

4月30日,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曹志遠,向保安局作出查詢,列出共25個問題,讓對方就逃犯條例的修訂澄清,並促請保安局在5月14日或之前答覆。本文會在曹志遠所提出的問題中,挑選若干與公眾特別相關者,作一些簡單的分析。修訂快將進入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希望本文能讓讀者更了解修訂牽涉的爭議,以跟進保安局的答覆及立法會議員的討論。

法律顧問的問題,分2個部分,第1至19的問題牽涉逃犯條例,第5、20至25的問題則與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有關。關於逃犯條例的部分,又再細分成2個部分,第一是修訂的一般事宜(1至4),第二則是法律及草擬條文的事宜(5至19)。以下所列的問題,並非法律顧問的逐字原句,而是概略,如與原意有任何出入,責任均在筆者。另外,問題不會順序,會按相關程度排列。
 
問題一、三﹕政府廿年前稱要就中港移交安排另行立法,不會在現行逃犯條例中處理,今天透過修訂逃犯條例處理中港安排,是否改變做法?改變理據是什麼?另外,保安局在1998年向立法會稱,中港安排會以5點原則為依歸,該些原則是否在今天的修訂適用?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可從兩角度分析。第一,就社會民情而言,中港法制今昔有何分別,特別是對人權及公平審訊的保障,政府是否有做評估?當年的評估與今天的評估,有不同嗎?如果沒有不同,那為什麼要改變做法,只提修訂不另外立法?
 
第二,就法律條文而言,既然廿年前要另外立法,現行的逃犯條例自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以處理中港安排,但現在政府只提簡單修訂,那麼當年政府明言不能簡單把中國包括於現行的逃犯條例而會觸發大規模修訂的具體條文是什麼?
 
保安局於1998年的所提出的5點原則,包括﹕「任何移交安排必須獲得香港特區和內地接受」、「任何移交安排都要顧及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兩地法律及司法制度上的差異。移交安排既要防止罪犯逍遙法外,又要保障個人權利,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香港特區法院審判權,審理所有在香港特區內干犯的罪行。但我們也要承認,在某些情況下會出現兩個地區都同時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我們的移交安排亦應訂定一些原則去處理這種情況下的移交,以及如何[處理]跨境罪案。」等等。

從以上原則可知,既然政府提及要顧及中港司法制度上的差異,當年政府一定有就內地情況作評估。今天政府如果拒絕交代對內地司法制度的看法,那就明顯是不負責任,背棄當日自己所立的原則。
 
讀者可能對跨境罪案比較陌生。假設一個罪行在內地串謀策劃,在香港進行,就屬跨境罪案,相反亦然。這種情況,香港與內地的法庭,可能都有權審理;那麼,應該是在香港還是內地審理,是由犯人選擇,或是其他原則?

問題二、十﹕個案形式的移交,按現時的逃犯條例,需經立法會批准,為什麼廿年前立法時,認為個案形式有助執法,今天政府卻指個案形式經立法會批准並非切實可行?另外,立法會如果個案移交不必經立法會審批,政府如何履行《基本法》第64條、對立法會負責?

立法會有把關功能,可就第二個司法地區對人權的保障,作充分調查及討論;而且立法會由不同界別人士組成,即使退一萬步,商界願意接受政府修訂,實在絕對不應讓立法會在個案形式的移交安排上變成路人甲。日後在個案移交的申請上,如果立法會可以把關,起碼尚有周旋空間。
 
問題七﹕在個案形式的移交安排上,特首需發證明書以列明移交安排的細節。特首發出證明書的決定,是否受司法覆核約束?

這是很好的問題,引出2個疑問。政府一直指,把立法會把關角色剔除的原因,是怕走漏風聲驚動疑犯。因此,為免出現此情況,修訂後,特首發出證明書時,應該會同時賦權執法單位拘捕疑犯。換言之,即使證明書受司法覆核挑戰,疑犯都不能逃走。但如果是這樣,疑犯已經被捕,又何需把立法會審批的角色剔除?另外,司法覆核可以經年累月,疑犯在此種情況下,保釋安排應如何處理,以保障其人身自由?

問題十一﹕《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訂明,有2項原因,必須拒絕移交疑犯。第一,疑犯在外地會可能會受到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的待遇,或;第二,疑犯在外地可能不會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所載的公平審訊原則保障。在個案形式的移交安排中,該2項原因可否加入修訂中成為拒絕移交疑犯的基礎?

自今年2月政府提出要修訂條例後,政府一直強調,修訂後的個案移交安排,人權保障只能增加而不能減損,政府如何回應法律顧問,將是很好的啟示,政府是否會遵守其承諾。
 
結語﹕筆者執筆時,律政司司長與保安局局長正舉行記者會,回應逃犯條例的修訂。從新聞得知,政府的講法,令人失望;如有機會翻看完整記者會,或在政府回覆立會法律顧問的提問後,希望可再為讀者分析。

(原文載於2019年5月9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