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把人拘捕,等於該人犯罪了嗎?不是,因為是法庭把人定罪。警察可由於不同原因捉錯人,例如去年就有一宗少婦誣告小巴司機非禮的案件,司機一度被捕,後來再調查,方發現司機沒有非禮;又例如大圍車房命案,控方取得事主驗屍報告後,3名被告獲撤誤殺控罪。另一為人熟悉的梁天琦案,其一項暴動罪經歷重審,獲陪審團裁定無罪。

李家超似仍未有力回應公眾關心的問題

因此,有罪無罪,為免冤案,關鍵在公平審訊。偏偏「公平審訊」這4字,在李家超〈再談《逃犯條例》修訂建議〉(4月26日;註1)一文中,絕口不提。李局長似乎仍然未對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作出有力回應。無人反對打擊罪惡,但把人送進冤獄,卻是更大的罪惡,因此香港司法一直奉行寧縱勿枉。而市民關注被移交後能否獲得公平審訊的保障,合情合理。

李局長的解釋,是現行《逃犯條例》參考了聯合國範本保障人權,符合國際通行做法。但不能忘記的是,所有現於逃犯條例的保障,即使大致符合國際做法,都不足以確保疑犯被送往內地後,有足夠的人權保障——例如公平審訊——方需要在現行的逃犯條例明文把中國內地剔出可作移交疑犯的地區。李局長不能一句話,說是因為逃犯條例把英國法律本地化才把中國內地剔出作搪塞,就迴避為什麼會有這個安排。那當時為什麼英國與中國沒有引渡安排呢?(其實直到今天也沒有)。香港回歸前Ex parte Launder [1997] 1 WLR 839一案中,涉案人指自己或會被送往中國內地面臨不公平的審訊,所以不應把他移交香港;但英國政府相信香港《基本法》的保障,認為涉案人不會再被移交往中國內地受審,英國上議院(當時最高法院)認為英國政府的決定有根據,所以同意該案疑犯可移交回香港受審。

從以上案例可知,如果沒有不送往內地的保障,該案結果可以很不同,亦解釋了為什麼英國與中國沒有引渡安排,因為英國政府根本不相信中國內地的司法狀况。其實,現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在逃犯條例草案於1996年在立法局審議時,代表公會指出,中港之間的移交安排另行立法時,可以現時逃犯條例作藍本,審視人權保障是否足夠(註2)。可見,從香港回歸前到今天,移交內地有否公平審訊,一直是法律界關注的重點問題。

另外,市民把修訂定性為「中港移交安排」,有其道理,因為現時逃犯條例可讓香港與全球作移交安排,除了中國內地、澳門和台灣。政府提出的修訂,正是把這地理規限移除,市民自然認為是「中港移交安排」。

政府曾經提及,修訂對人權的保障只會「有增無減」;但修訂後,立法會的把關角色將被剝奪,再無能力為港人審視第二個司法地區是否對人權有充分保障。政府指這是避免驚動疑犯離開香港。既然如此,為什麼逃犯條例在20多年前立法時,又賦權立法會審議個案形式安排?即使現時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例如立法會閉門審議,或在修訂中賦予執法機關臨時拘捕權,在立法會審議前拘捕疑犯亦可,根本毋須剝奪立法會把關角色。這又怎可以說得上是政府口中的人權保障「有增無減」?

處理移交疑犯  有很多方法

李局長搬出英國和加拿大的例子,解釋為什麼個案式移交應由特首啟動移交程序而非立法會,因為外國是由內務大臣/外交部長啟動程序。但這些例子,反而更加說明今次修訂問題所在:外國是主權國,任何個案形式,都可以要求別國在移交的安排中加入額外人權保障;但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城市,又怎能讓港人信服,面對來自北京的移交要求,特首有能力為港人把關,而非「一國」先於「兩制」?

當然,市民都會擔心,逃犯不受法律制裁,公義不彰,就如台灣謀殺案。其實要處理問題,有很多不同方法,例如近日公民黨楊岳橋就提出私人草案,擴大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審理在海外發生的謀殺案;大律師公會亦曾提議,修法讓香港可與台灣達成移交安排。這些方法,可以務實地處理台灣謀殺案及日後的同類案件,根本毋須把中港移交這個歷經超過20年仍未能解決的問題牽扯其中。

冀政府撤修訂  集中處理與台移交安排

政府如果真的有決心處理中港移交的問題,理應把長期安排談妥,按一直的承諾,充分諮詢公眾然後立法,方為正途。政府從來無解釋有何迫切原因需與內地達成移交安排;快刀斬亂麻式強迫港人接受,只會更讓港人質疑政府理據不足。保護港人才是政府最大責任,市民不是對修訂了解不足才反對,而是看到政府似乎把應有責任拋諸腦後,才觸發兩度遊行、國際關注。

希望政府實事求是,避開爭議,撤回修訂,集中從速處理與台灣的移交安排。否則爭議延續,迫使議員、市民長期反對,令立法程序未能在陳同佳獲釋前完成,政府難辭其咎。

註1:bit.ly/2ITpM74

註2:Bills Committee on the Fugitive Offenders Bill (Minutes) 10 Dec 1996, Minutes of the Third Meeting, para. 11

作者是法政匯思召集人、大律師

(原文載於2019年5月3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