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正文(Roger Lam)】

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楨在他的退休告別儀式上,除了客氣說話及對身邊人表達感恩外,還特別指出,普通法是一種變化多端的權力,除非妥善運用人權法適當控制,普通法可被用作欺壓工具。他提出了警告︰單靠實施普通法,無法保障法治在香港得到延續。普通法可以被誰用作欺壓的工具呢?鄧官沒有明言,但答案昭然若揭 — 能夠濫用普通法欺壓人民的,除了當權者、執政者,沒有其他可能。

香港實行英式普通法由來已久,如在殖民地時代走進香港的法庭,見到的應當盡是英式的風尚。除了法庭的「硬件」富英倫色彩,司法制度的「軟件」都是典型的普通法制度。可是,就是在這個普通法的法律制度下,普通市民單純想到港島的港督府請願,乘坐的巴士一出過海隧道已被警察截停,所有人被控非法集會,就算得到御用大律師余叔韶和後來成為終院常任法官的烈顯倫的義務協助,銅鑼灣裁判司署和上訴法院都先後判這些市民有罪,當中包括神父、社工、醫科學生等11人須留有案底,而港督則安然置身事外,這是1979年的香港。

世界上其他普通法或類普通法地區呢?曾經有一段時間,南非政府在本國土地上劃出了數個「高度自治」、甚至是號稱「獨立自主」的政權實踐「黑人治黑」 (當權者還美稱它們為「Black Homeland」;但世人都知道,這些「特別行政區」實際上都是南非中央政府的傀儡)。息斯基 (Ciskei) 正是其中一個這樣的政權。在息斯基,行政首長是個獨裁的強人 (這個強人與香港還有一段淵源 — 他是趁原本的行政首長外訪香港期間奪權的),雖然如此,息斯基當時的憲法已明確包含「人權法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 在息斯基更如同在香港般獲法律確認。息斯基最高法院更曾裁定與香港類似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度乃屬違憲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Border Branch) & Another v Chairman, Council of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iskei [1992] 4 SA 434)。可是,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期,武裝部隊受息斯基政權命令鎮壓爭取民主的抗爭活動,部隊使用自動步槍甚至榴彈發射器攻擊集會人士,結果造成廿多人死亡 (「比紹屠殺事件」 (Bisho Massacre)),縱使事後調查確認示威者並無如政府所講首先使用武力,但所有涉案被送上法庭的武裝部隊成員,竟獲法庭宣判無罪釋放。

新加坡也是一個普通法國家。反對派人士謝太寶在未經控告或審判下被關押了32年。有關政治、種族、宗教等言論受政府廣泛審查,公眾遊行與集會如無警方許可即為非法。2010年,一個英國記者因評論新加坡的司法體系而被新加坡警方拘捕,新加坡高級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將他判監,上訴亦被上訴法院駁回。

單靠實施普通法,無法保障香港的法治得以維持,那出路在哪裏呢?鄧楨法官在演詞中給予了他的答案︰出路不在制度內,而在制度外——法官的角色重要但不是最關鍵,社會的力量才是。戰場不在法庭之內,是在輿論的陣地裏、是在政治的陣地裏、是在選舉的陣地裏、是在社會上街頭巷尾的陣地裏。

要捍衛香港的法治,市民大眾必須致力在法庭外捍衛香港的法庭免受不恰當的干預,要傾全香港社會之力對香港的法庭給予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對所有意圖奪走香港法治的有權有勢力量勇敢的說不。「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上星期西九法院在審理佔中案,黃浩銘是其中一位被告,他在陳詞時,重覆社民連直帆常見的口號——「希望在於人民」——他指出香港人的出路是透過群眾力量,直接行動,面對挑戰,抗擊特權。

梁天琦上年6月在判刑前曾經寫道,在令香港變成更好的社會之過程中,我們可能看見不同的畫面,而有不同的體驗,也作出各自的判斷,不過,在這最壞的時代,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更為重要,在實現民主之前,我們要珍惜彼此,凝聚力量,理解分歧,這是香港人應做而未做的事。

司法體系內的鄧楨法官、左翼的黃浩銘、本土派的梁天琦,他們的角色和地位看似天南地北,「大纜都扯唔埋」,不過在強權面前,要守護香港,原來他們的起始點,也並非那麼不同。

(原文載於2019年4月21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