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穎姿】

日前在北京,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如此道:

23條立法是基本法的要求,也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上,香港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至於甚麼時候啟動,我相信特區政府會根據實際情況作出適當的安排。

楊副主任委實一矢中的,對我本人而言更是當頭棒喝。既然提起香港政府有遵循實施基本法的憲制責任,我們不妨溫習一下基本法,到底什麼是港府責之所在。

首先,基本法第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這條例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寫「高度自治」和「三權分立」。而近日在全國人大會議揭幕上,總理李克強的報告書中,重申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敢請那些聲稱「香港不能被視為可實行三權分立」的親中人士,短話長說之;請你說服我,在什麼法理基礎底下,港府有就廿三條立法的責任,卻可以忽視履行其他明文條例的義務?

再讀第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單是一宗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在沒有合理原因下被拒發簽證一事,已經得知港府是有多尊重憲法精神;及至第二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關於保障人權與自由的種種,在我們的憲法中重複出現,可見其地位和重要性。然而這幾條不能再更基本的基本法條例,近年偏偏卻被蠶食得最嚴重,變本加厲。DQ、主觀理由大過天的選舉主任、禁止公民逗留的公民廣場、銅鑼灣禁書事件、以各種形式留難甚至不被批准的和平集會遊行……罄竹難書,無一不是與相關法例背道而馳。又請問一下中聯辦和港府,上述和更多未能盡述而與這幾條憲法相違的手段行動,又如何了得?如果單單一道廿三條是如斯急切,這些涵蓋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人權沒有被保障實踐,明顯在落實憲制責任上徹底失敗。這筆帳,如何清算?

第四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所謂具有「廣泛代表性」,字義上是有其暗昧不明的地方。惟我猜想,一個不被廣泛認同的普選方案,自然不可能產生出「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吧。因此,後接提及的「民主程序」的要求經已屬太高水平,可望而不可及。

如果中共堅持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正常推斷是,中共亦承認現時我們的基本法仍然要被有效運行。Fair enough,你立你的廿三條──不過,就我狹隘的見解,似乎沒有一套憲法是可以被詮譯為部分有效。如是者,楊副主任,請你同時責成督促特首林鄭,好好地履行所有「憲制責任」。

順帶一提,基本法第第十一條亦註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此條例的重中之重,乃後句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換句話說,即便廿三條要立法,其細則的覆蓋範圍不應凌駕於或抵觸基本法中提及的一切人權自由。

中聯辦副主任人在北京都特別提及現行基本法的重要性,加上總理李克強亦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其報告中着墨,實在令人安慰。行文至此,不禁想問一問特首林鄭月娥:妳口中的「憲制新秩序」從何而來?其實呢,鞋,可以擦。但擦得太急躁,過猶不及,便是枉作小人了。

上面說得這樣順理成章,自己都不禁訕笑。宋史岳飛傳中,記載岳飛談論兵法:「陣而後戰,兵法之常。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說:「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同一本基本法,經過中共「巧妙運用」,龍門任擺,創作力量和幻想會嚇你一跳;喜歡就出來說句話,一錘定音,此後便成法律定義。然後,香港人再沒有說然後的空間餘地。我寫的字,我讀的法律,早已再不鏗鏘。

筆尖乾旱的墨水只是刮過紙面,一滴生命也流不出來

(原文載於2019年3月13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