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冼樂石】

在中國與加拿大就華為孟晚舟一案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及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加拿大人羅伯特・勞埃德・謝倫伯格走私毒品一案的重判,令人懷疑其量刑是否受到中加外交風波的影響。再者,謝倫伯格在上訴後被加刑至死刑立即執行,令人對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產生不信任,謝倫伯格被判死刑亦帶來是否罪刑相適的問題。以下,筆者希望解釋謝倫伯格一案所涉及的審判程序﹑「上訴不加刑」原則和其量刑。

總括而言,本案的程序大多符合法律要求和內地刑法慣例,若要硬指本案的背後動機僅為報復加拿大對孟晚舟案的處理手法,是對內地刑法體系的輕視。可是,本案的二審和重審時間非常敏感,加上中加兩國似乎願意順水推舟,將本案結果有意無意製造成兩國外交風波間的武器,令筆者感到非常無奈。

四年多的拘禁︰正義「遲到」了?

本案由謝倫伯格被捕直至二審程序,歷時超過四年,時間幅度不可謂不長。謝倫伯格於二零一四年於廣州被公安「抓獲」,直至去年十一月一審判決。四年多的等待,令人不禁懷疑是否違反了程序公義,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人權。

可是,根據大連市中院發佈的新聞稿,本案仍有三名主腦在逃,其中兩人更非中國公民,若只將謝倫伯格一人提堂審理,在未能掌握全部事實下,極有可能漏判﹑錯判。謝倫伯格作為一名外國人,涉嫌可能被判死刑的毒品罪行,加上他是在前往泰國途中落網,有極大潛逃回國的可能性。由於中加之間沒有引渡條約,若不將謝倫伯格拘留逮捕,很有可能會從此躲過內地刑法的制裁。因此,拘禁謝倫伯格的決定,與其說是與中加外交關係有關,倒不如說是阻止罪犯逃過法網的權宜之計。

至於拘禁時間方面,《刑事訴訟法》第274至276條已經定明,最高偵查羈押期限不應超過七個月,而368條則定明立案審查期限不應超過一個半月,之後檢察院應提起公訴或作不起訴的決定,除非經檢察院退回公安機關偵查。因此,總計的審前羈押不應超過八個半月。雖然《刑事訴訟法》允許延長羈押時間,但須經上級檢察院,甚至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批准。謝倫伯格被羈押了超過四年,遠超這個期限,並且沒有公開證據顯示上級檢察院曾經批准相關的延期申請。法諺有云︰「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即使謝倫伯格最終被判有罪,他承受了長期而非經法庭程序批准的審前羈押,很難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第九條有關禁止任意拘禁,以及第十四條有關公平審訊的規定。

首先,謝倫伯格的拘留、逮捕羈押期間,程序上只經檢察院審核,不符《公約》的規定。《公約》第九條第三段列明:「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Kulomin v Hungary一案中,即使匈牙利法律賦與檢察官批准審前羈押的權力,委員會仍然認為此權力應由公平公正而沒有利益衝突的司法機關行使,而非司法機關以外的檢察官。在本案中,按《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謝倫伯格的羈押是由各級檢察院審批,而非司法機關,因此與《公約》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準則有所偏離。

此外,謝倫伯格長達四年多的審前羈押,也有可能不符《公約》的規定。《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段列明︰「疑犯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性意見指出,應就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考慮案件的複雜性﹑被告的行為態度和行政﹑司法機關處理案件的態度,去判斷是否有無故稽延的情況。再者,若案件涉及最為嚴重的罪行,而司法機關不允許審前保釋下,被告更應儘一切可能,在最短時間內上庭受審。在謝倫伯格一案中,雖然其羈押期間可能完全符合內地法律的規定,但四年的時間,實難令人信服偵查﹑檢察和司法機關有盡一切可能,安排謝倫伯格盡早受審,因此與《公約》及委員會所要求的不符。

「上訴不加刑」︰所有的上訴都不加?

謝倫伯格一審獲刑十五年監禁,但他不服判決,提出上訴要求二審。二審時,檢控方提出一審錯誤判斷謝倫伯格為從犯,加上量刑太低。二審的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將本案發還大連市中院重審,後者在檢控方補充新的起訴事實後,改判謝倫伯格走私毒品罪主犯,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評論認為,這樣的做法違反了「上訴不加刑」的原則。依筆者看來,本案的做法在法律上有不清楚的地方,加刑的決定可圈可點,但也不完全是加方所稱「任意使用死刑」如此草率。

「上訴不加刑」是內地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旨在保護被告上訴的權利,免受司法體系的「報復」。《刑事訴訟法》第237條列明︰「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近親屬上訴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因此,除非檢控方在重審時補充新犯罪事實,作補充起訴外,由被告提出的上訴,不得加重被告的刑罰。

在本案當中,重審時控方的補充,是否應被認為「新的犯罪事實」值得討論。《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459條列明,新的犯罪事實指在原起訴書中未指控的犯罪事實。言下之意,若檢控方僅於重審時將原來事實加以明確,又或改變罪行的定性,都不應被認定為新的犯罪事實。【姚彩雲﹑王樂﹑朱梅(2016)。〈從三個案例看上訴不加刑原則的異化〉。《法制與社會》,第十卷(上),頁71至76】相反,有意見認為,如事實不變,但認定的罪名不當,導致量刑畸型的情況,應堅守「上訴不加刑」原則,僅在重審中改變罪名。【徐建新﹑方彬微(2016)。〈論上訴不加刑原則實踐中的問題與對策〉。《法律適用》,第二卷,頁84至91】 在謝倫伯格一案中,上訴是由被告提出的,而究竟檢控方所補充的事實,是否能被認定為「未指控的犯罪事實」,由於裁決尚未公佈,外人無從得知,但就現時公開的資料,加上檢控方在二審時僅認為一審錯誤認定謝倫伯格為從犯及量刑過低,後來於重審時才提出新的犯罪事實,令人不禁猜想這些新事實,是否真的符合「新的犯罪事實」的條件。在事實不變的情況下,即使罪名改變,亦不應向謝倫伯格加刑。

死刑的量刑︰謝倫伯格真的罪重至死嗎?

死刑判決一出,大部份媒體,甚至部份國家,均認為謝倫伯格罪不致死,今天被判死刑,純粹因為中加兩國的紛爭而起。可是,依筆者看來,若法庭上所認定的事實皆為正確,謝倫伯格被判死刑亦罪有應得,因為其走私的毒品數量龐大,而且涉及跨國犯罪,情節不可謂不重。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不斷發佈各罪行的量刑意見,但對死刑方面卻並無著墨。時至今日,內地各處的毒品犯罪死刑量刑標準,仍然由各省﹑直轄市﹑兵團等高級人民法院製定,即使最高院擁有死刑覆核權,亦只是按各高院的準則覆核。可是,從公開的資料可見,即使雲南省的最低適用死刑毒品數額為全國最高之一,亦只不過是五百克毒品。【魏漢濤(2018)。《毒品犯罪死緩的司法偏差與匡正—基於100份死緩判決書的分析》。〈現代法學〉,第40卷第5期,頁145至158】謝倫伯格案所涉的毒品,一來是影響極為惡劣的冰毒,二來數額驚人,總計222包,共約222公斤,是雲南省死刑標準毒品數額的數百倍。

除此以外,謝倫伯格一案牽涉多國,罪行惡劣而影響巨大,判處死刑有阻嚇作用。刑法第347條中有關走私毒品的條文,列明若走私甲基苯丙胺(即冰毒)五十克以上,或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應處十五年監禁或死刑。在最高院發佈的《全國部份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指出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動為嚴重情節,可以判處死刑。《紀要》又指出,在量刑時應當考慮多方因素,包括毒品數量、犯罪情節、危害後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當地禁毒情況等。在本案中,涉案毒品數量龐大,而且為有組織國際販毒活動,情節嚴重,符合判處死刑的條件,謝倫伯格被判死刑,無可厚非。雖然二審和重審的時機敏感,令人質疑是否別有用心,但以事論事,謝倫伯格的死刑判決,並不全是加方所指為「任意」,而是有一定的法律基礎的。

當然,有意見會指出,死刑是不人道、不文明的刑罰,加上《公約》明文保護生存權,因此不應判處死刑。死刑的存廢問題,值得另文討論,但即使《公約》亦沒有完全禁止死刑,而是限制其適用範圍至「情節最重大之罪」。正如前述,本案的案情非常嚴重,被稱為「情節最重大」殊不為過,因此判處死刑不一定必然違反人權。

結語

謝倫伯格一案,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值中加兩國的外交風波,令人猜想是否被用作外交鬥爭中的手段之一。可是,若大家能細心了解案情與相關的法律與慣例,不難發現法院與檢察院的決定,還是有一定的法律基礎。當然,在程序上和實體法上,內地刑法體系還有不少的疑問,值得我們深思,但在沒有理解的前提下,貿然將死刑判決和「報復」、「外交小動作」連在一起,未必公允。

(原文載於2019年1月21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