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Billy Li】

2012年11月11日,的士司機陳輝旺與乘客發生糾紛,引致警員拘捕該司機;警員把他帶上警車時,導致他受傷。陳其後全身癱瘓,並於同年12月12日死亡 [1]。2018年10月24日,死因裁判法院的陪審團以3比2的決定,裁定陳不合法被殺 [2]。死因庭要求律政司跟進事件有否涉及刑事成分,律政司則稱要等警察提交研究方會提供相關法律意見 [3]

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公眾有權見證警方及律政司公正地跟進事件,以確保死者非法被殺所引起的法律責任得到妥善處理。這裡提到公眾有權如此見證,並非筆者提出的一種主張,而是《基本法》下,警方及律政司所必須履行的責任。

死因庭的由來:保障生命不被無理剝奪

《基本法》第28條規定禁止任何人任意或非法剝奪香港居民的生命,《香港人權法案》第2條同樣規定,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要體現該項權利,社會必須要有獨立機制,能夠公開地調查任何有可疑的死亡事故,了解其死因。刑事調查、審訊及死因庭研訊,正是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權利得到保障 [4]

不過,透過死因庭研訊,又可如何有效地保障生命權利呢? 這要視乎死因庭所調查「死因」的廣闊程度。以一名囚犯為例,假設他於監獄上吊自殺身亡,而他上吊的原因,是因為精神受困擾,他的死因,可以止於上吊自殺,擴闊一點,則是精神困擾。如果導致其精神受困擾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看守監獄的公職人員疏忽照顧,死因庭又是否應該調查及確立該原因? 這其實正是英國上議院的一宗法庭案例所要面對的問題。如果把死因庭的調查闊度,止於導致死亡的直接成因(即精神困擾上吊自殺),有機會錯過確立導致死亡的環境因素(獄卒疏忽照顧),難以避免日後產生同類事故。因此,要確保生命權利得到有效保障,死因庭應有酌情權,調查死者的直接死因,及致死的環境因素 [5]。香港就曾經有案例,採納上述的原則,以確保《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對生命權利的保障得到落實 [6]

形容「事件不幸」的講法,不止草率

陳輝旺的事件被死因庭裁定為非法被殺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形容是不幸事件,但相信警員只是真誠執行職務及服務社會,並無不好的想法或意圖 [7]。盧偉聰的講法,在警方尚未進行徹底調查刑責的情況下,不止草率,而且會令人合理懷疑,警方會否公正地調查陳輝旺的死因,其講法只站在警員的角度發聲,至於警隊保障市民生命的職責如何體現,則隻字不提。必須指出的是,「非法被殺」,即陪審團認為陳是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死於謀殺或誤殺 [8][9]。死因庭除了作出上述裁決,亦提出具體建議,例如在警車內安裝具錄音功能的閉路電視、加強警務人員搬抬被捕人士上警車的培訓等 [10]。死因庭的建議,明顯是希望防止日後發生同類事故,恰當地履行其法定責任。警方是執法部隊,希望他們「真誠執法」之餘,亦能夠充分地履行他們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之下,保障生命權利的職責。

註釋:

[1]: 的士司機被警箍頸抬上車 頸椎移位全身癱瘓月後死亡 死因庭研訊 (香港01, 18年10月2日)

[2] 的士司機遭警箍頸後亡 陪審團3比2裁定不合法被殺(《明報》,18年10月24日)

[3] 死因庭促查兩涉警案有否刑事成分 鄭若驊:警提交到律政司才會給法律意見(《明報》,18年11月6日)

[4] Sony Rai v Coroner [2011] 2 HKLRD 245 (HCAL 85/2010) (第20, 21段)

[5] 同上 (第24至26段)

[6] 同上 (第33至35段)

[7] 的士司機被警箍頸亡裁定不合法被殺 盧偉聰稱難過但相信警員真誠執行職務(《經濟日報》,18年10月26日)

[8] 法庭:考慮的哥非法被殺 官稱須毫無合理疑點(《東方》,18年10月24日)

[9] 《死因裁判官(表格)規則》附表 表格 12 附註 4(c)

[10] 同 [7]

原文載於2018年11月8日《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