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宗於高等法院審理的暴動案審結,陪審團裁定五名被告當中其中兩名罪名成立,然後法官判處他們分別六年及七年的監禁。然後,便沒有然後了。在這個「法庭不考慮政治」,但政治卻偏生喜歡追著法庭,要法庭在亂世之中還人「公義」。

案中第三被告的代表大律師在判刑前為被告求情的說話中,提及1966年的暴動發生後,當年12月便發表的一份《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然後大律師作出比較,2016年初一發生的事件,政府不應允組成調查委員會去查找事件的真相,遑論效法港英政府的主動任命要員、籌組調查委員會,因此社會無從得知當晚事件的真相。

法庭的公義,離不開說一個人是否犯了罪,就是有沒有作出涉案的行為,以及有沒有相應的犯罪意圖。順帶一提,參與暴動的犯罪意圖可以簡單如:有人作出了實質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而另一人繼續參與那個集結,雖然他自身可能不曾作出那些實質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但他亦已有參與暴動的犯罪意圖。正如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說的那般,一個人為病重的家人拔喉了結生命,可能是出於讓家人免受疾病折磨的善意,但那不是法庭在判刑時可以考慮的問題,法庭只可考慮他是否有意圖去作出結束家人生命的行為,以及他是否確切作出了那個行為。換句話說,法庭本應是一個決定因果的機器,A (犯罪行為)+B (犯罪意圖)自然就是C(有罪),缺了A或B便不會變出C。法庭是就單一個人的公義作定奪,而不究其背後的原因。

但那是不人性化且沒有效率的。人是有惻隱之心的動物,沒有人在面對不公義的事(如家目睹家人因病痛得呼天搶地、社會機器對弱小趕盡疲絕)時仍不為所動。對於這些事件,你可能沒有我感覺的強烈,我可能沒有已鋃鐺入獄的人所感覺的強烈,但人的情感總有臨界點。法庭不斷的把A+B簡單的轉化為C,卻不知(或是知而無能為力)甲君的C會默默轉化成乙君的B。法庭固然可以擔當承擔這惡性循環的責任,但那事實上卻不是它的責任。

在《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港英政府對事件出現負起了應負的責任,承認自身的不濟:這一份由港英政府一手促成的報告,把政府和市民之間出現「溝通失效」(failure of communication)視為事件的真正起因,而不一味強調錯不在己,歸咎於人。報告進而建議政府要「開拓渠道讓年輕人參與社會事務,令年輕人的熱誠有所發揮」(develop avenue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give expression to young peoples’ zeal for service)。港英政府最後亦從善如流,勿論70年代所行的「麥理浩改革」(MacLehose’s reforms) 的成敗,那是一個給社會的公道。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但若政府(行政機關)再堅持把公義外判予司法機構,今日看來何其容易,但最終卻必自食惡果。

文:梁麗幗

原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刊於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