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不到一個月便是大律師公會執委會換屆改選的日子。雖然換屆改選每年都有一次,但按照慣例,如果主席做完一年願意連任,一般都不會有人出來競逐而會自動當選,(換句話說,主席任期變相成為兩年)。同樣地,其他執委若願意連任,一般也不會有競爭。就算有執委辭職(今年便是一個例子),是屆公會的執委會也會邀請公會會員組成新的名單,該名單最後也會自動當選的居多。

大律師公會共有20名執委,連同秘書、副主席及主席共25人。據我了解,秘書,副主席和主席的位置大致上就是從執委開始慢慢根據年資輪替,輪到誰就誰做,很少會有人挑戰。這種自然輪替的做法,相當程度反映了大律師公會對內避免攻訐,對外顯示團結的「傳統」。

在公會沒有受到太大政治壓力的年代,上述的做法其實也看不到有多大問題。因爲公會總會就法律議題,包括極具爭議性的法律議題,發表意見。公眾也總會把大律師公會的看法視作權威意見,重視的程度比法律學者或政府的看法有過之無不及。可以這麼說,那正是大律師公會聲望處於巔峰的黃金年代。

令人惋惜的是,這兩年公眾對於大律師公會的觀感似乎有所轉向,甚至有些行家也不免抱怨:政府帶頭不尊重法治,破壞法治的行為屢見不鮮,何以大律師公會沒有出聲呢?

平心而論,就某些重要事件,如釋法、法官受到人身攻擊等,大律師公會還是有發表看法的。那麼為何還會出現公眾觀感不佳的情況?從大律師公會過往兩年所出的聲明, 我們或許可見一斑。

2016年,大律師公會共出了6份聲明,包括了宣誓釋法(兩份)、《2014年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攻擊司法機構言論,統一執業試及訪京團。雖然大律師公會就釋法的聲明稍嫌簡短,公會也沒有就「銅鑼灣書店」一事發表聲明,但總算是交了功課。

2017年呢?直到今天為止,大律師公會共出了9份聲明,其中有法官受到人身攻擊、訪京團(兩份)、一地兩檢(兩份)、司法獨立、中國維權律師、反歧視法律及致郭榮鏗議員的公開信。

表面上看來好像還不錯,但仔細看看不免教人大失所望。別的不說,關於一地兩檢的聲明實在有負公眾對公會的期望。

關於一地兩檢的第一份聲明首先強調流出的內部文件不代表公會立場,繼而解釋由於法庭即將審理有關案件,於是公會不欲對「一地兩檢」做出回應。儘管隨後郭榮鏗議員及其他人士皆指出公會理據薄弱,公會在一個月後,即法庭決定暫不審理此案件後,仍然以草草半頁作出極為蒼白無力的第二份聲明,內容僅促請政府交代三步走詳情,對在西九總站劃出內地口岸區的建議是否有任何法律依據半句不提。

值得留意的是,公會在第一份聲明中承認上述的內部文件是由執委會轄下的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而該事務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相關法律的專家,如果公會執委會完全沒有政治方面的考慮,以法論法,何故在相關專家經過詳細法律分析後認為一地兩檢不符基本法,公會還會沒有立場?

這就難免使公眾擔憂,公會是否曾在某些壓力下,偏離了其政治中立的一貫方針,繼而迴避了直接就某些高度爭議性的法律議題發表看法?

此外,對於今年發生的一連串,對香港法治或會造成深遠影響的事件,如港獨犯法論、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英國政治人物、台灣文化人及學者被拒入境事件和修改議事規則等等,大律師公會都沒有正式發表過任何意見,公眾如何能不失望?

這就帶我們回到大律師公會執委會自然輪替換屆的做法。

我的看法很簡單: 零競爭、自然輪替的做法,在現今法治不斷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無法提供足夠的誘因,促使公會執委會向它的選民(即公會會員)問責。因為這些選民的選票,在自然輪替的做法下發揮不了改變結果的作用。公會執委會既然沒有誘因向其選民交代其作為或者不作為,自然也就沒有足夠的動力滿足公眾對其的期望了。

毫無疑問,是屆執委會的成員都是業內的菁英,他們的能力和誠信都是無可質疑的。但我們必須摒棄自然輪替的做法,因為沒有競爭,沒有問責,只會令人停滯不前,甚至退步。大律師公會必須讓公眾清楚看見,公會絕對不會在任何壓力之下,偏離其政治中立的一方針:公會只會以法論法,就法律,尤其是和法治息息相關的議題,發表意見。無論下屆的主席和執委由何人當選,這也是我對他們的期望。

文:吳宗鑾

(原文載於2017年12月28日《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