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計劃用主席權力,推出「主席指引」,限制議員拉布。由於他是行駛主席權力,故認為不需要聽取委員之意見,亦不需要作投票表決。到底主席權力是否至高無上,讓主席能按個人喜好去訂下規則進行會議?

作為財委會主席,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會議能順利進行,因此,理論上主席似乎應有絕對權力作個人判斷,但實際執行時是否需要按照合理的標準?

其實這問題在法律層面上仍無確實答案,而事實上,令人感到無奈的案例在其他國家亦偶有出現。

於2014年澳洲的高等法院便有一個案例,判定澳洲移民局局長可以按其權力,指定以任何一個國家處理到達澳洲的政治難民,而選擇國家的唯一條件就是局長個人認為該國家對澳洲有益,及該國家確定不會驅逐該些難民(註1)。 在該案例中,一名伊朗難民偷渡到澳洲打算申請政治庇護,當他到達聖誕島時澳洲入境處的職員向他稱他將會被送往巴布亞紐幾內亞處理其申請,因為當時被指定處理難民申請的國家為巴布亞紐幾內亞。職員更稱整個處理申請的過程都不會由澳洲處理,即使確認了他的難民身份,他亦永遠不可能踏足澳洲。

訂下以巴布亞紐幾內亞為處理難民申請的國家,無疑會使人質疑是否洽當。唯因法例容許澳洲移民局局長訂下任何國家,法庭認為局長的決定並無不妥,即使局長的權力明顯會令處理這問題時變得非常政治化。

相反,在英國,2002 年時便有另一案例,處理地方議員運用特權售賣一些應該出租的議會房屋予選民,以鼓勵及獲得該些選民支持其政黨。法庭於該案中認為地方議員不當地使用其權力,他們被授予的權力應該是為大眾服務而非保障政黨的利益,因此判決該些地方議員需賠償地方議會因售賣房屋所引致的損失(註2)。

由此可見政府在運用其被授予的權力時理應考慮有關決定是否以協助執行其職務有關,而不應為達到某一目的而使用。

陳主席解釋其主席指引時指出認為讓非建制議員發言的時間「半分鐘都嫌多」,稱拉布由「核彈」變「臭彈」,又要求被逐離會議室的議員同日不能回席,此等明顯是針對屬少數的非建制派議員,進一步削弱他們於議會中的議事能力,做法明顯有偏頗。他又以比較財委會去年及前年通過撥款的數字來衡量財委會的效率,而完全忽略財委會的角色是要確保政府資源是否運用得宜,實在是本未倒置。

諷刺的是,律政司在2008年出版的刊物《香港的法律制度》中,提到法庭是有制定指引,確保行使法定權力時不會違背立法機關的原意。不知道陳主席在了解到運用其權力時的限制後,會否放下其面子,收回他的主席指引?

註1: S156-2013 v.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2014] HCA 22
註2: Porter and Weeks v Magill [2001]UKHL 67

文:荒唐鏡

(原文載於2017年11月2日《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