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的傾覆並非一朝一夕,一套制度由運作良好至死亡可能經歷幾代人的時間。香港的法治也不會因為一宗上訴庭的刑期覆核而壽終正寢,但不代表不應以宏觀的角度,定期為香港法治把脈,看他是否仍血氣暢順,抑或已是氣若游絲。

按英國法學家A V Dicey(1835-1922)的理論,法治社會通常有三個特徵:
(一)除非違法,否則人不應受罰,由此引申法律必需不含糊和沒有追溯力。
(二)沒有人在法律之上,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
(三)個人的權利應同時透過憲法和法庭裁決而受保障。

第一點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立法會議員被DQ的案件。人大常委透過釋法定下了公職人員宣誓的準則。香港法院全盤接受,並肯定解釋的追溯力。結果是今天宣的誓,犯了明天釋的法,明顯有違第一點準則。

第二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被告有何政治立場,都應被法庭以同一把尺量度。問題是當法官有明顯而強烈的政治傾向時,他能否像Themis女神蒙着雙眼,不看被告的政見而判案嗎?

至於第三點則與Dicey當時身處的英國有關,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並沒有人權法或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之類的法例,因此保障個人權利的法律需依賴法庭判決去確立。

姑且不去爭論第三點是否適用於今天的香港,單從Dicey的法治第一和第二表徵去衡量,香港法治的主力牆明顯已現裂痕。不過最值得擔心的並非這現狀本身,而是催生這狀況的文化土壤,就是香港身處一個與西方對法治的理解南轅北轍的文化體系中。

打從Aristotle起,法治在西方社會的功能就是用來抗衡人治,防止統治者隨己意濫用權力。但在漫長的中國歷史裏,法治卻扮演相反的角色-約束被統治者。早在春秋戰國,法家已提倡「法」,然而目的是以嚴刑峻法逼使人臣服於統治者下。法家這種以「法」作為統治工具的思想異常深刻地影響中國的政治傳統,以至過了逾兩千年,滿清政府在義和團之亂後實行憲政,法律也只是用來限制民權而非君權,更不用說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和將他奉若神明的共產黨了。按此脈絡,中共近幾年反覆喝令香港法庭配合政府施政,實行三權合作,絕對符合兩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法治觀。

所以當務之急並不是繼續為一宗上訴庭的刑期覆核大動肝火,而是想一想如何減慢香港法治被中國傳統法治這個醬缸所污染的速度。

潛伏於中國人思想裏的法家法治觀正蠶食香港法治,是擺在眼前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可選擇將頭埋在沙裏,催眠自己說共產黨和他的同謀沒有能力動搖香港百年的法治根基,繼續做法治膠。也可選擇拒絕掩耳盜鈴,去除自己和親戚朋友血液中的法家餘毒,做回一個與西方價值接軌的公民,然後與其他覺醒的公民合力守護僅餘的一片法治天空。

條路點行,你自己揀。

文:Mark Lam

(原文載於2017年9月13日《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