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哲學家Jeremy Bentham 曾經提出建設一個名叫Panopticon的圓形監獄:用一個360度的環狀建築來囚禁犯人(有點像蝙蝠俠在The Dark Knight Rises裡被囚禁的監獄),每個囚犯的監倉都有窗戶讓人監視。然後,在圓形監獄的中央豎立一座監視塔。有別於監倉的設計,監視塔是完全密封的,這樣一來,裡面的負責監視的獄卒可以隨時透過小窗,360度地監視圓形監獄的犯人,但是囚犯無從得知獄卒在何時進行監視。Jeremy Bentham認為,由於囚犯不知道監視塔裡有沒有獄卒,因此即使不是24小時有獄卒當值,囚犯都會假設任何時候自己都是被監視中。更厲害的是,由於每個囚犯的監倉都能見到其他囚犯,因此Panopticon可以讓囚犯代替獄卒的職責,進行互相監視。這樣,國家就可以減少聘請獄卒,省下經費,但是仍然能維持監獄的運作。

Jeremy Bentham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倡議者。因此,他構思Panopticon的本意是純粹從效益角度出發,以最少的資源(獄卒),達致最大的效果(監視最多囚犯)。諷刺的是,200年後,在半個地球外的這邊,「讓被監視者成為監視者」這個概念仍然十分「好用」,政府一方面打壓反對聲音,另一方面挑動港人把香港的問題賴在反對派的頭上。

DQ議員案,正正是一個打壓反對聲音的例子。6位民選議員在議會內屬於碩果僅存能反映異見聲音的議員。這邊廂,政府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裁定宣誓有效後,進行秋後算帳覆核議員資格,另一邊廂中央出動一招「大石責死蟹」,以釋法來橫蠻處理一切法律問題,變相使用法庭作為政治工具。這還不夠,至今,立法會已經向被DQ議員當中輸掉所有上訴的梁頌恆和游惠禎追討薪津,難保其他被DQ議員會否遭受同一命運。當政府肆無忌憚地踐踏港人的選舉權和選民的意向,反觀港人對DQ案的反應,不少人覺得議員被DQ是咎由自取,是愚笨、魯莽使然。誠然,議員所做是否魯莽,每個人都有不同看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即使議員沒有調整宣誓內容,又是否能確保政府不會假借其他原因把他們的資格撤銷?

又,高鐵應是港人感到貼身的問題,由強行撥款,到嚴重超支,浪費大量納稅人金錢,現在一地兩檢方案更是違反基本法,把內地的法律和執法機關權力延伸到香港範圍內,嚴重剝奪港人的自由。至今,政府不但沒有正面回應為什麼不採納不需一地兩檢的方案,更不斷以官員的嘴巴「出口術」,軟銷高鐵對香港的「經濟效益」。港鐵最近更出了一則不盡不實的廣告,指48分鐘內可以從香港到達廣州。事實上,先不說是否真的可以在48分鐘內由香港到達廣州南站(有記者模擬過實際需要時間至少一小時),廣州南站離廣州市有多遠,用Google Map都可以輕易見到。

可惜的是,雖然高鐵花費大量公帑,並且牽涉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權益的深遠問題,但是普羅大眾市民對高鐵問題的反應遠遠不及以往的其他政治議題。是因為「經濟效益」對重視經濟的香港人有如「免死金牌」一樣?是因為普羅大眾難以明白一地兩檢在法律上的禍害?還是因為,像某位如今貴為行會成員的法律界精英所說,「反高鐵的原因都已經過去了」,既然米已成炊,唯有妥協?真是不得而知。

近年港府如何進取地配合內地旨意,我們有目共睹。我們的自由和權利正在快速收窄。就像Panopticon裡的囚犯,也許有何許人害怕挑戰高牆,但是他們不知道,自由權利真正消亡的一天,就是人們因為害怕而放棄爭取的那一天。正因如此,我們更不能讓對高牆的恐懼,形成一種常態,彷彿當個乖乖效忠祖國的香港人,才是好市民的榜樣。如今,國歌法也許很快就要來臨。我真的不敢想像,這種法律對香港人的意識形態會產生何種影響:我們會否越來越願意向政府、中央妥協,越來越無力反抗種種對我們的自由的剝削?到我們都放棄爭取應有的權利,我們就真正被籠牢所困了。

文:方翊

(原文載於2017年9月7日《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