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反東北發展及佔領運動的案件引來不少對法庭的批判,認為它未能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甚至連基本的以理服人及程序公義都做不到,繼而對法治的信心都出現動搖。眼看年輕同伴鋃鐺入獄,的確令人痛心疾首,心情的起伏如巨浪亦不是能強忍的;但無論如何,法治不會受幾宗官司的輸贏而受影響,一時的挫敗亦不是放棄原則的理由。相反,悲憤慟哭過後正是冷靜下來反省下一步的上佳時機。

首先要回想當初為什麼固執地堅持法治。如果沒有法治,社會要不就無法無天,要不就專制獨裁,兩種都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境况。怎麼樣的法治?「法治」耳熟能詳,真正實行起來未必很順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即是連你覺得面目可憎的人都要一併保護,同時亦意味着沒有人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因此,為了保護每個人的人身自由,法律規定不可襲擊他人,甚至是最輕微的觸碰都可能犯法。法律本身就是為了保障基本權利,這是上訴庭楊振權副庭長周四判辭中認為無論如何都必須守法的理據。

然而這只是理想的情况,實際上法律條文未必保障甚至可能妨礙人民行使權利,如《公安條例》部分條文就常被批評壓制集會自由。雖然《基本法》及人權法案保障相關權利,但是實際上違憲與否要靠法庭解釋,當中要平衡不同人的權利。如果法律不違憲但不公義,那又怎麼辦?

這就涉及對法庭應有什麼期望。可能是近年常強調司法獨立(的確很重要),一些人會有意無意期望法庭會積極為社會公義破舊立新。先不說法庭其實沒有太多發揮創意的空間,或司法取向本身不是判決對錯的準則(保守地緊跟法律不算是錯,當然前後判案的一致性則可能涉及公平審訊),期望法官主動挑戰不義的法律,其實與古時人們等待明君一樣不切實際。要是法官真的不顧法律,只跟從自己心目中的正義,到頭來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力(例如英國中世紀惡名昭彰的「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與法治背道而馳。

既然法庭不會隨便超出法律的範圍外「為我們出頭」,法庭仍是個值得爭取的陣地嗎?當然是,法庭的一個功能就是解決紛爭。白紙黑字的法律既是其權力的來源,亦保障對陣的雙方清楚規則,弱者在資源不對稱下仍有勝算,算是較為公平。無論爭拗點或涉及的程序有多大詮釋的空間,白紙黑字的條文、案例必有規限,裁決正確與否或審訊符合程序與否是眾目睽睽的事實,有問題的就可上訴推翻。這是法庭正當性的來源。

短期而言,可幸法律界仍有一些堅持專業、願意為社運人士辯護及據理力爭的律師,協助上訴挑戰錯誤的、不合程序的判決;同時每一單案件由初審到最後,都努力說服法官以較進步的角度理解憲法中的基本人權及處理判刑等涉及酌情權的決定。

抗爭運動要思考如何改變保守價值觀

但是長遠而言,整個社會的進步不可能只依靠抗爭者無日無之的犧牲和極少數人權律師的苦苦堅持。儘管近期的一些判決較保守地強調社會秩序,並狹窄地理解基本權利及暴力等理念,但其實這些可能反映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價值觀:當連「W案」那樣爭議本應較少的案件亦因「社會共識不足」出現一定張力,現時法庭的取態也就不難理解。他日社會現實不同,法庭可能就接受一套對基本權利更寬鬆的詮釋,改判今日合憲的苛刻法律為違憲。

因此,抗爭運動要思考不單是如何保存法治的硬件,還有更重要的如何一點一滴改變社會上較保守的價值觀。對於前者,只要不訴諸動機或人身攻擊,程序或法律觀點的對錯都應多在社會上討論,當中法律專業以普及法律知識為考量,可作促進的角色;研究法律或社會科學的,甚至可嘗試以大數據等創新科技研究司法取向,科學地協助法官確保不同人在同一情况下獲同等待遇。至於後者,也許我們也可以嘗試了解那些貌似冥頑不靈的群體在意的是什麼,如果他們更在意自身的利益,就以不義制度如何影響他們利益開啟溝通之門。就這個意義而言,爭取社會公義不是流於空言,也不是要強加特定的價值觀於其他人身上,這樣反而會對維持或改善香港的法治有所貢獻。

作者是法政匯思成員

(原文載於2017年8月19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