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香港社會要向前發展、要進步,有時要受影響的人,作出一些犧牲及互相配合,最重要的精神是讓香港向前走。若因為爭拗大家不滿,停滯不前並非香港之福。」這番話,林鄭是受一班鄉議局主席、議員、村民簇擁時所講的。

憑什麼,有些人需要犧牲,為了成就大家的向前?是否因為「發展」就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人犧牲也就變成必須?為什麼「發展」就不能無人犧牲?

劉曉波犧牲了。他的一生,似乎在引證,林鄭所言是真理。

讀者很可能失笑。劉曉波與林鄭風馬牛不相及,根本不應把橙與蘋果放在一起。林鄭的所謂「發展」,犧牲的人一定有,但香港是否真的向前就不得而知。劉曉波所爭取的,是所有人相等的人權,無分彼此,無分階級,跟腰包無關,跟腰骨有關。一個是手握權力,要別人犧牲。一個是挑戰威權,讓自己犧牲。

但劉曉波跟你我有什麼關係? 以至於他用自己的自由、伴侶、生命追求這個國度的自由、平等、民主,到最後一刻困死於鐵窗包圍的病床上,骨灰被撒在大海之中死無葬身之地,為了成就大家?

憑什麼,你我的自由、平等、民主,要靠劉曉波用自己的自由、伴侶、生命爭取? 如果我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話,那麼,為什麼犧牲的,不是你我的自由、伴侶、生命?

劉曉波自己給了答案,一個有了28年依然未改的答案:六四。

以至於他因發起《零八憲章》而在09年被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時,所作《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之中,以兩三句說話,就概括了他自己的一生﹕「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

以至於, 10年他在獄中得悉自己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時,失聲痛哭說﹕「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在頒獎典禮上,明確表示,完全遵從他這份心願。亦因此,六四成為了諾貝爾和平獎歷史當中的一頁,在記憶與遺忘的戰爭中,因為劉曉波失去的自由,刻下了一個永不磨滅的註腳。

對於1989年在北京開展的學生運動,本來身處外國的劉曉波,不能接受自己逍遙海外,毅然回國。他踏上飛機的一天,正好就是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發表的日子。結果一路走來,已經28年。

但劉曉波沒有止於李旺陽式「即使砍頭,我也不回頭」的氣魄。作為89學運的「幕後黑手」,一位公共知識領袖,他不能單單繼承六四英魂對民主的追求,他需要引領方向提供答案,在這個追求民主的道路,要避開的死胡同、要防止的冤枉路究竟是什麼。

他貫徹始終的答案,就是「沒有敵人」。從1989年的《六.二絕食宣言》,到2009年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這個答案,就像他坐空牢底的志業一樣,從一而終。

沒有敵人,是因為「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沒有敵人,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就是共享的,人人皆有的,關鍵在於人民,焦點就不會錯擺成消滅獨裁政權、以暴易暴把敵人打倒,就不會讓仇恨「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就不會認為只有自己手持真理而錯誤地扶植另一個專政上台,重複幾千年的歷史;沒有敵人,也就沒有敵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我是誰就變得不重要,放下自己,成就全人,功成必定有我。

劉曉波以他的一生,帶給我們數個拷問。我們要如何面對六四的亡魂;對於89學運的追求,我們要不要堅持;如果要堅持,我們是否需要、能夠做到「沒有敵人」。

他無用警棍拷問我們, 他只是一個人,用一枝筆,讓自己關進小鐵屋之中,拷問我們這些身處大鐵屋的人的良知。在關上Facebook,還沒有轉到WhatsApp的那一小段間隙;在上下班途中把呵欠打完的那一刻清醒;在終於把外遊機票預訂成功的剎那興奮;在知道子女已經在外國大學安頓好的瞬間安心;也許,我們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就這樣放棄了28年的自由,為了我們的生活,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當然,劉曉波與你我一丁點關係都無,我們從來無要求他代表誰去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他亦不可能有資格要求我們走他堅持的道路。

但正因為,劉曉波跟你我沒有一丁點關係,我們才會發現,臉上的眼淚,可以因為別人無私的犧牲而流淌;胸中的義憤,可以因為公義的埋葬而熊熊燃燒。劉曉波的不幸,成為了我們的不幸;劉曉波的思考,觸發了我們的思考。正正因為我們之間沒有關係,把我們牽引在一起的,就不是親情友情人情,而是良知。

以至於,強調發展要有人犧牲的林鄭月娥,也不得不說﹕「六四是一件令人非常傷感的事,歷史一定會有一個交代」。起碼口講,不能埋沒良知。

讀者很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在關於劉曉波的文章,三番四次提到林鄭月娥。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接受,林鄭月娥就是我們每天生活要面對的現實。在香港這個社會,她不單在法制上代表了特區,她也起碼代表了「經濟發展至上」這一種聲音,而且很可能,那就是主流的聲音。她掌握的不是只有馴服人民的權力,她還掌握了他們的心聲。

所以這篇文章是要借劉曉波打擊林鄭月娥嗎?絕不。如果我們認同「沒有敵人」,林鄭很自然就不會是被打擊的對象。但當我們要回應劉曉波留下來的拷問時,我們就不能夠脫離現實,畢竟劉曉波就是用行動去回應他所面對的現實。

「We will be back」當日的堅持,如果尚有未忘記的初衷,那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會成真?當劉曉波連得到這樣悲慘的結局也壯志未酬的時候,我們又準備過作出怎樣的犧牲?

也許劉曉波改變不了什麼,但最終,他也無被改變。

最起碼,劉曉波並非孤獨。「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點數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持為全人類利益而奮斗的人們。」

文末,以北島的詩句,紀念劉曉波以自己的犧牲,繼承了六四民主烈士的犧牲:

「我站在這裡,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

沒有別的選擇。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風,風上是閃爍的星群。」

文:Billy Li

(原文載於2017年7月19日《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