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在立法會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包括港島區的羅冠聰、九龍西的劉小麗、新界東的梁國雄,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姚松炎,都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就職宣誓中,有與法律要求不同的演繹。雖然立法會主席其後准許再宣誓,但在人大釋法後,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皆指他們應當被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議席因而出缺。

法庭判決指出,經人大釋法後,宣誓有明確的效力,而非徒具形式。宣誓的要求是要與法例所定一模一樣,必須莊嚴、真誠,而且要甘願服從誓辭。法庭認為,4名議員宣誓時的行為,都不符《基本法》、人大釋法及法律的要求,因此4人應被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議席因而出缺。

判決嚴重打擊立法權的獨立

判決基本上否定了立法會主席及秘書長在宣誓中的角色,無形中將決定議員資格的權力收歸法院之下,嚴重打擊了立法權的獨立。法庭在判辭中尤其指出,即使立法會主席或秘書長認為某個宣誓合法,又或立法會慣例容許宣誓形式不一,只要法庭客觀認為宣誓不符法律,該議員就自動喪失資格。法庭又認為,立法會的行事方式不值得參考,因為宣誓要求來自基本法,而法庭只應對基本法負責。可是,宣誓履行議員責任,正如法庭所言,是議員的首要工作,那何來不是立法會的事務呢?立法會以自己的方式去執行基本法第104條的要求,不僅行之有效,亦是立法機關獨立的條件之一。法庭現在藉釋法的理由強行取消議員資格,不就是在影響立法會的組成、影響了立法會的事務嗎?法庭又如何解釋為自己添加了篩選「合憲」宣誓議員的權力呢?香港的法院,不是自從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中,已經表明其不干預立法權的嗎?

另一個令人十分不解的地方,是法庭只採用表面證據判斷議員是否甘願服從誓辭。法庭用了判辭大部分篇幅,分析每個議員的誓辭是否客觀地符合法律要求。法庭金睛火眼地將每個議員在宣誓時的細節仔細描述,與其說是檢查符合法律,倒像是要指出議員不符法律的蛛絲馬迹。最令人不解的,是法庭執意要以當時的情况,來判斷議員是否甘願服從誓辭內容,卻從未要求議員解釋其當時的意圖。一方面,法庭要求宣誓的議員要真心真意;但到要去判斷時,卻不去全盤分析他們個人的心態,而要千方百計在宣誓儀式中左找右砌,滿足自己定下的種種要求。法庭在考慮議員如此重要的宣誓時,只考慮其在宣誓時的行為,究竟是否足夠呢?須知議員宣誓時釋法尚未出現,議員對宣誓要求的理解,定必與釋法後有所不同。這種「馬後炮」式的判斷,究竟是否只是想找出議員是否真誠?

法庭本末倒置解釋 令人費解

法庭亦忘記了香港市民享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以基本法的程序部分限制了它的權利部分。在判辭第64至66段中,法庭指第104條不可被視為違憲,因為它也是憲法的一部分。可是,法庭進而指基本法賦予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第39條有「依法」的前設,並不是無所限制的,但第104條的宣誓卻無此限制,所以第39條的權利,應置於第104條之下。

作者對此極不同意。首先,基本法第26及第39條保障了市民權利,是賦予全民權利的條款。相反,第104條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是保障制度的要求。沒有第39條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又何來第104條的公職人員呢?再者,常人都會明白人人有權參與公共事務,而參與的資格、範圍和職能,則由其他法律限制。何來全民的權利,會置於限制公職人員行為的條文下呢?這種本末倒置的解釋令人費解。

說回釋法本身。香港法院在宣誓案中,暴露了對釋法的態度,亦為香港的法制添上更多不明朗的因素。從此,香港法律不再確定,因為人大一釋法,基本法和法例便要「跟着走」,原來合法的也有可能會當成非法看待。

香港法官簡單地將釋法當成法律條文、命令,是對釋法的不解,是草率的決定。人大常委釋法,是為了就法律上某些語意不清,或者未有與時並進的地方,解釋清楚或賦予新的意義,但並不介入法院的判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可見,立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人大常委釋法,並不是只為香港而設,而是其基本職能之一,由1981年發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1982年發布的中國憲法,到2000年的《立法法》,都有專門提及立法解釋。可是,一直以來,立法解釋都處於「半休眠」狀態,倒是最高人民法院及其他機關,時常就社會急需澄清的法律問題作解釋。香港5次釋法,已經比人大其他解釋基本法律的次數還要多。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香港原應為全國樹立榜樣,為人大釋法創造更有利的法律環境,令法律更加確定。

可在這些判決中得知,香港法院對釋法,等同上級命令下級的態度,用一句「釋法已將一切釋疑」就全盤接受。當律師嘗試討論釋法效力時,則答「普通法律師討論大陸法的意見,實在是無可參考」。試問若普通法律師無資格去討論源自中國大陸的法律的釋法,那香港的普通法法庭又有資格去應用、解釋嗎?這種方式利用釋法條文,既不能在本地法律界樹立好的先例,更加令人猜想法庭對釋法的真正態度。

令香港法制變得不確定

而且,香港法院對待釋法的態度,會令香港法制變得不確定。即使是中國法學界亦對釋法效力和溯及力未有充分討論。香港法庭之前在劉港榕案中指立法解釋是溯及法律的推行日期,又指香港法庭有權以自己的方法解釋釋法。可是,今次在法庭的判決就只提及釋法溯及宣誓日期,但就拒絕更進一步解釋釋法的內容。法庭容許釋法溯及過去,會令法律變得不確定。今日合法的事,明天就可能因為釋法而變得非法。試問這樣朝令夕改的法律,又如何令法律變得更加確定呢?

作者是法政匯思成員

文:冼樂石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