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眼看來,不少人可能認為這位居港澳籍人士戴安通(Antony Dapiran)是一個矛盾的人。他的專業是位律師,更曾協助中國4大銀行其中兩家來港上市,亦擁有許多內地客戶。但同時,他以記者身份在雨傘運動中走到最前,於2014年9月28日被催淚彈擊中。不僅如此,他還著書立說,講述香港的公民抗命史,由六七暴動追溯到雨傘運動,趕及今年七一出版。一個日常工作與內地密不可分的律師,竟然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分子。

然而,這個所謂「矛盾」本非必然,只是在中港關係白熱化的這個年頭,二元思維越見普遍。 戴安通指出:「北京和很多親北京人士都犯一個錯誤,他們不明白『撐香港』和『反中國』是有分別的。一個人可以撐香港,同時也撐中國。我聽過不少律師說,你可以與內地企業和客戶合作,為中國與世界的商貿活動提供協助,甚至幫中國在港投資,但同時支持香港擁有高度自治,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特質。」

他有寫書的衝動,不僅是因為他突破了思想的藩籬,更源於一種情感觸動。雨傘運動期間,戴安通每日上班時都會經過佔領區,並不時為澳洲媒體供稿,仔細記錄運動的演進過程。對他而言,那場運動極具歷史意義,需要有人做見證和記錄。更重要的是,他在當中耳聞目睹的一切,都使他對香港產生前所未有的歸屬感:「唯有當時身處其中,目睹整件事情的經過,我才意識到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份。那刻,我體會到與這個地方的情感聯繫,以及自己多麼在乎這個地方。」

香港「示威之都」 所享權利與政制不平衡所致

戴安通1999年初次來港,距今18年,其中有6年他搬到了北京居住。原來他講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而之前的心願一直是要留在北京工作 — 直至經歷雨傘運動,讓他深深感受到自己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一份子,那種滿足感使他難以忘懷:「我感到溫暖、支持和友情。有人看見我在做採訪和拍照,就前來向我表達謝意,感激我讓世界知道這裡發生的事。我對這個社區的歸屬感幾乎從未如此強過。」

這本即將出版的新書稱香港為「示威之都」,以此勾勒出示威抗議在「港人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更建構出這個都市獨特的精神面貌。戴安通引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講法,香港「有自由無民主(liberty without democracy)」,所以在港人享有的權利與代議式民主之間出現不平衡,一日未達到民主,一日這個制度都承受改革的壓力,而示威就是最基本用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形式。

談到什麼觸發他寫此書,他的回答是:一個畫面。參與雨傘運動期間,他親眼見過警察舉起的「警告催淚煙」旗幟,後來巧合地見到一張歷史照片,攝於1967年暴動期間,當時一名警員舉著一模一樣的旗幟,令他頓感進入了時光隧道。六七暴動發生剛半個世紀,戴安通以此為起點,一直追溯1989年港人聲援北京民運的示威、03年七一遊行、皇后碼頭和囍帖街的保育運動、反高鐵、反國民教育,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期間綿延50年的示威文化。

戴安通7.1出版的新書,標題形容香港是「示威之都」

戴安通7.1出版的新書,標題形容香港是「示威之都」

雨運承先啟後 旺角騷亂是緊張情緒的宣洩

戴安通觀察到,每次示威抗議的方法和複雜性都層層遞進,而雨傘運動在香港的抗爭史更是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它是建立於之前所有示威的一個頂點。其主題以至策略都是由更早期的示威運動演進而來的,例如藝術及表演在示威中的角色,以及對香港身份及保育議題的關注等。」而且在這場運動中做過領導和統籌工作的組織者,都從中獲益,對未來的社運有啟示作用。他估計,爆發下一波示威運動的誘因將與二十三條立法有關。

關於去年農曆新年期間發生的旺角騷亂,戴安通將之理解為雨傘運動以來,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緊張關係的宣洩。年輕人為雨傘運動不能帶來真普選而沮喪,而警察則感覺受了委屈,因此加強了雙方的暴力傾向。雨傘運動出現過的護目鏡、盾牌也被派上用場,同時多了磚頭。為此,戴安通對下次示威出現的變數,稍為憂心。身為律師的他,不改港人對那行業的基本印象:「律師的反應一貫是平和的,但對於任何顯然在削弱或威脅香港法治及人權的行為,我們會非常堅定、出於本能反應地抗議。」

確實,法律界過去幾年曾取得數場勝仗,包括於2012年選出公民黨的郭榮鏗接替卸任立法會功能組別法律界一職的吳靄儀;2014年罷免發表撐一國兩制白皮書和親共言論的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以及在今年律師會理事會改選中令何君堯落選等。戴安通稱:「法律界一次又一次顯示,大部分人總是投票給較開明、支持民主的人物,而不投票給親北京人士。律師有種強烈的正義感,亦明白法治的重要。」

中港金融市場融合令規管困難

20年過去,香港的經濟結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身為律師的戴安通有切身的體驗:「99年我開始在香港港做律師時,全部工作都與中國無關,純粹是跨國企業或港企之間的互動;現已此情不再,在香港發生的所有事情某程度上皆受中國影響,例如由內地人持股或中資銀行提供資金。」就連在中環黃金地段的寫字樓,都陸續被內地租客取代,香港及國際企業的辦公室被逼搬到九龍或港島東。

再加上,本地律師行對熟悉內地文化及能操普通話的人才需求增加,近年吸引更多有內地人才來港工作,會否潛移默化地改變香港律師的行為作風? 戴安通認為,接受過普通法制教育的律師,都明暸「法治(rule of law)」的重要和普通法所秉持的價值,「你一定要明白那些價值才做到一個好律師」。

他指出,值得警惕的,反而是中港兩地交易所透過「深港通」和「滬港通」更加融合,皆因增添了香港要規管市場難度:「當內地投資者在港的活動增多,便會衍生許多監管問題,例如資料發佈不正當和進行買賣活動。這類事情在內地市場其實很普遍,但在香港較少出現。金融市場越趨融合,意味香港在市場監管上面臨更大挑戰。」

幾個小裂縫可摧毁整個制度  

提到普通法下的「法治」概念,戴安通從一個歷史角度出發,在書中批評香港政府在處理雨傘運動一事上,利用法律去達到政治目的,並且將法庭「政治化」。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制定《公安條例》,規定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前須獲警方批准,並賦予警員權力拘捕被指破壞社會安寧的「非法集結」人士。彭定康認為條例過於嚴苛,限制了港人的權利,於是在1995年曾對條例作出修改,但主權移交後被打回原形。「我認為弔詭的是,在六七暴動後用來懲治左派人士的同一條條例,到今日被在位的親中政客用來打擊支持民主的社運人士,這是歷史跟香港開的一個玩笑。」

「當權者不明白牽一髮動全身的道理。一旦你意欲借法庭來打壓某些權利,例如宣誓風波的案例,整個制度就會出現微小的裂縫;當你將幾個小部分破壞時,大體的制度就會搖搖欲墜,不能維持。」縱然如此,戴安通強調在現制度下,示威是港人最有效的政治表達方式之一,不認雨傘運動參與者被起訴會產生太大的寒蟬效應。「若法庭頒下較長的監禁判決,我會感到很驚訝。在現今狀況下,這樣的判決只會令人壯膽,且更感義憤,使他們示威的意向更強。我認為那些領袖人物意志非常堅定。」

(原文載於2017年6月30日《立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