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Benny, Dr Chan, 朱牧:

因工作關係,我上星期四沒有到東區法院聲援你們,但心裡總是牽掛著你們與一眾被告人士。我知道,你們擁有精英的團隊為你們提供法律支援,我更知道,你們內心強大,才能無畏無懼。打從運動之初,你們早就強調佔中重點是透過自我犧性去暴露現存政治制度的不公義,並籍此表達對這城市前路的關愛。面對隨之而來的司法判決,你們根本不害怕承擔罪責,這些承擔也從不影響你們推動民主的決心。

話雖如此,大家心裡難免憂心,心情複雜;為你們坦然無畏懼而驕傲的同時,也對特區政府徹底失望。當被捕慢慢地變成社會運動的常態,當控罪漸漸地成為抗爭者的成本,政府也只管用打壓、清算等手段去逐步褫奪公民權利,卻從不去反思施政的霸權。正如John Rawls 在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曾說過,「公民不服從」如果引起社會動蕩,其責任不在「不服從」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的人。

正當律政司落案起訴你們之際、台北地院行政庭審理佔領立法院案時年因台灣立法院審查服貿條例爭議引爆「318太陽花學運」,首引「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判案中被起訴的22位學運領袖及主要人物全部被判無罪。理由是台北地院認為他們的抗議行為理由正當,符合「公民行使不服從權」的七大原則,包括: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公開非暴力原則、狹義比例原則,目的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的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抗議行為與對象間應有關聯,因此認定眾人進入立法院並非「無故」,而是有「行使公民不服從」的正當理由,不具有實質違法。這個判決是台灣首次使用「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來認定案件是否具有社會相當性,從憲政民主的角度,肯定了公民行動。

文明如德國,「抵抗權」是載于德國憲法內;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四、凡從事排除上述秩序者,如別無其他救濟方法,任何德國人皆有權反抗之。意思是如果德國政府破壞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而人民採取各種行政救濟方法都無法加以制止的話,那麼全體德國人都享有抵抗權,即德國人民有權發動各種形式的抵抗與革命。

看著其他民主國度如何看待「公民不服從」(或我們較熟悉為「公民抗命」),雖然不是都屬於基本權,但在法律上以非暴力抗爭的手段而要求政府改變施政作為,理可因為促進公共利益的緣故而免除個人罪責。今次律政司控以你們「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起訴罪行是否恰當,也是令大家關切的重點,判決對日後社會運動、言論及集會自由有直接影響。再者,「煽惑」罪本身已經不合時宜,大部份民主國家亦甚少應用,我們當然希望香港的法院都能願意與時俱進,能為香港留下進步的判決, 讓自由民主與公平正義的價值,落實在公共管治之中。

民主遙遙無期,疑惑失望的時候,想起你們及其他因傘運被起訴的參與者的付出,只願公民社會會繼續秉持你們的堅毅,堅持當初的追求真普選的理念。

願你們一切平安!

以跟你們「走上佔中之路為榮」的

Doris 上

文:Doris Fu@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2017年5月31日《評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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