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十二家新聞工作者組織及網媒聯合向特首梁振英發出公開信,緊急呼籲在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日(3月26日),所有由政府安排之新聞活動,開放予網媒採訪。

有別於新聞機構在過去被拒絕採訪後以回應方式發出聲明,這封公開信,是以預防式的呼籲,提前作出要求。在發出公開信前,該十二家機構當中的網媒「立場新聞」更於3月3及14日,分別向選舉事務處及政府新聞處作出相關查詢,並未得到確認可以進行採訪,方才參與聲明。由此可見,十二家新聞機構的聲明並非無的放矢,而是防患未然。

回顧政府及官方機構近年針對網媒的措施,可謂劣績斑斑(不包括立法會,下文另述)。例如早在2013年的8月,梁振英到天水圍出席地區論壇,「主場新聞」及「獨立媒體」的記者就被拒入場;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立場新聞」、「獨立媒體」及「端傳媒」的記者被政府新聞處人員拒絕進入新聞中心;同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點票,政府新聞處再度拒絕予網媒進入傳媒專區採訪,令其只可在公眾區域採訪;同年12月,特首選委會選舉點票,選舉事務處拒絕「立場新聞」記者進入傳媒區採訪;今年2月,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長期展廳正式開放,「立場新聞」獲康文署邀請派員出席,但最終政府新聞處拒絕其記者採訪;另外,懲教署亦拒絕「Hong Kong Free Press」參與赤柱監獄及歌連臣角懲教所的傳媒探訪。

事實上,新聞界並非坐以待斃任由政府妨礙他們的工作。去年,記協曾就政府新聞處拒絕多家網媒進入選舉委員會新聞中心採訪,去信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公署在12月裁定投訴成立,並於調查報告指,政府早在三年前已在立法會作出承諾,保證其新聞政策會與傳媒行業的發展步伐配合,但政府一直在這方面毫無進展。讀者可以發現,對照本文上一段的事例,即使公署裁定投訴成立之後,政府態度依舊,並無糾正錯誤。

其實根據香港法律,政府有責任保障及促進新聞自由,而非帶頭打擊。《基本法》第27條保障言論及新聞自由,而《香港人權法案》第16條亦確立同樣保障。後者是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收納於香港法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約》的權威解讀,於香港法庭的審訊中,時獲香港政府及法庭引用並採納。該委員會於2011年7月作出的「第34號一般性意見」就《公約》內與言論自由相關的條款作出最新解讀:「締約國應考慮互聯網和移動電子信息傳播系統等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能夠在多大程度顯著改變全球通信業務。現在,交流各種觀念和見解的全球網絡已不必依靠傳統大眾媒介。締約國應采取一切必要步驟,促進這些新媒體的獨立,並確保個人能夠接觸這些媒體。」「在任何一個確保見解和言論自由以及享有《公約》其他權利的社會中,自由、不受審查和妨礙的新聞或其他媒體都是極為重要的……《公約》包含了媒體可以獲得其履行職能所依據的信息的權利」(第13、15段)。由此可見,政府針對網媒的措施,明顯與《公約》的規定不符。

政府就其措施的解釋,在今年1月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回答立法會議員提問時得到重申,其理據主要為:

1) 場地空間有限非所有傳媒可獲入場採訪;

2) 自稱為媒體的網站數目眾多,網媒的定義不清晰;及

3) 讓網媒進場採訪須考慮多方面因素,由於該項研究尚在進行中,彈性容許個別網媒進場採訪會有執行上的困難,亦可能引起爭議。

但政府這套解釋,在2014年1月已由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所倚賴,至今3年,依然在研究當中,卻從未定出研究藍圖或時間表,或進行公眾諮詢。至於場地不足的問題,實是託詞推搪,只要政府另覓場地或分批採訪即可,而非全面針對網媒不予其進入傳媒採訪區。就網媒的定義,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於去年5月所發出的「傳媒代表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採訪指引及安排」,「網上新聞機構」已明確地被納入為可獲發採訪通行證的類別。如果立法會可以作出定義,政府就為什麼做不到?難道立法會就沒有場地空間不足的問題?

政府一直以來的做法,對網媒已經造成傷害。筆者從網媒工作者得悉,坊間一些大型的私人機構,亦會效法政府的措施,拒絕接受網媒採訪,變相削弱他們與傳統新聞機構競爭的能力。有競爭才有進步,網媒被針對,受傷害的不止是他們的工作,最終被破壞的還有公眾可得到資訊的選擇。

筆者在本文交稿之日(3月23日),赫然發現政府新聞處發出通知再度拒絕網媒在特首選舉日於傳媒採訪區進行採訪,網媒只能留在公眾區域得悉選舉最新消息。面對政府這種有錯不改的方針,筆者已經憤恨到不知道該如何充分描述自己的不滿。當然,筆者明白這不是寫一篇文章就能帶來什麼改變的事情,但筆者不會因此而擱筆,不去討論這個題目,因為最終能夠真正支持網媒的,不是政府,而是讀者。最起碼,我們可以了解,究竟今天香港的網媒面對什麼困難,而這些困難的成因又是什麼。新聞工作者身負第四權的天職,當權者當然不太歡迎,但不是正因為如此,才更值得、更需要我們支持嗎?

文:Billy Li@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2017年3月23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