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5件事清楚展示中港當權者在香港事務上怎樣為了目的,不惜一切地權力用盡。

第一,中央為了各種「國情」與「港情」,決定不讓香港人有真普選(不要說這是因為香港人「不聽話」而造成的,澳門「很聽話」都不見得有真普選)。所以,他們不惜一切,粗暴地以「8.31決定」模式來把篩選夾硬說成普選。這個決定觸發了一場比原本各方預料的佔領中環規模、影響力大得多的雨傘運動。而當中港當權者在群眾力量前都一步不讓後,這亦促使到本土、自決、港獨等運動的萌生。

第二,中港當權者為了政治整頓香港高等教育界,不惜一切地把一個國際、獨立遴選制度拋出窗外,阻擋陳文敏成為港大副校長。他們更在不同大學的校委會/校董會加插極度親共的社會人士。這些舉動促使大家不再相信政權不會有權用到盡,因而間接搞垮了版權條例與醫委會改革等草案,更令就讀大學的年輕人對政權更加反感。

第三,內地為了不讓一些在內地被視為政治敏感的書從香港流入,就不惜一切,把一家小書店的人員以各種方法扣留在內地,然後要在視像錄影片段內「招認」一切。其中一名書店人員更是從香港「被自己方式」進入內地,惹起強烈跨境執法嫌疑。這事故引起不少港人對言論自由、人身安全、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亦為「一地兩檢」等議題成為重大憲制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四,中央為了要香港一些人士在國際社會寸步難行,就不惜一切,令到黃之鋒不能在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入境。他們更向外國政府施壓,弄到他們連李柱銘與陳方安生等溫和派人士都不敢會見。一些中國公民出外受到自己政權這些對待,只會令更多香港人對於他們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更薄弱。

第五,中港政權為了不讓他們因政治理由不想兩名民選議員(雖然我對他們的言行舉止十分有保留)就職成為議員,就不惜一切,做出各種東西。他們企圖「依法」干預立法會事務,採取法律行動。與他們友好的立法會議員無視法院現階段不禁制這兩名議員宣誓就職,利用程序偽術繞過、矮化法院的決定。他們與其友好不時說「現階段」不會人大常委釋法,但一時又說「相信」香港法院會解決問題,一時更說要出白皮書「協助」法院處理案件,變相向司法機關「出口術」。這些行為嚴重影響港人對三權分立、法治的信心,而且把一件政治事件升溫至憲制危機層面。

「顧及國家穩定」說法不合邏輯

所以,當政權不斷為求目的、權力用盡時,反而只會愈維穩、愈不穩。當然,有些人會說,政權不能只顧香港穩定,其處理香港事務手法亦要顧及國家整體穩定。但這種說法並不符合邏輯:上述的各種措施的原意都是為了控制香港一些不穩的初步迹象,使其不會影響內地的穩定;但如果措施只是令香港更不穩,內地又怎會因此更穩定?

作為一個在非建制支持者中日漸買少見少,而又不盲目地否定政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某些經濟與民生政績的「大中華膠」,我對上述的用權到極情况感到十分心痛。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或團體)

(原文載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