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康橋之家」的私營護理中心院長張健華,早前被控與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但由於事主不宜作供,他最終獲撤銷控罪。

案中女受害人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簡稱MIP),而案中被告所面對的控罪是《刑事罪行條例》第125條中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的罪行,最高刑罰可處監禁10年。

控方舉證時不用證明受害人沒有同意,因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在法律上是不能給予同意的。但控方仍要證明被告曾經有跟這名受害人進行性交,而性交的定義即是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E條中定明。

根據傳媒報以及律政司的聲明中得悉,基於案中受害人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警方已根據一般給予易受傷害證人的特別保護程序,用視象錄影會面為她錄取口供,而法庭亦打算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C條,以這個錄影囗供作為她在庭上的主問證供: 即她若出庭作供,她亦無須重覆一遍她之前向警方陳述有關事發經過的證供,不過在保障被告人的權利,讓他們可以對向自己作出指控的證人對質的原則下,她仍需接受辯方律師的盤問,這樣她的整體證供才可以被法庭採納考慮。

而若她出庭,她亦可以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C條選擇藉電視直播聯繫接受盤問,而無須在法庭那麼陌生或對她來說不安的環境下,直接面對被告和他的代表律師應付盤問。

可惜的是,即使控方已經多次向法庭申請押後,先後六次為案中受害人索取專科醫療報告,受害人因為被評定因創傷後壓力症及智障不適宜出庭作供,她的身體精神狀況實在不容許她上庭接受盤問,始終無法出庭。這樣控方無法讓她的錄影口供呈堂,換言之案件便欠缺了受害人的直接證供。

沒有受害人的證供,餘下只好依賴間接的證據。誠然,很多時控方在沒有受害人的直接證供情況下,也可以靠其他證據舉證。從本案有關拒絕被告訟費申請的判詞了解,剩下間接的證據,就只有另一院友所拍的短片、有沾上被告和受害人DNA的紙巾,和受害人親人從受害人口中聽到的傳聞證供。

我們無法知道上述短片的內容,若上述短片並未清楚影到事發經過和被告人容貌又或日期不吻合,單憑紙巾等環境證供,在控方需要克服極高標準舉證責任的刑事審訊中,法庭是無法作「唯一合理的推論」受害人和受害人有曾經進行在法律定義下的性交。

相信律政司在案中亦已經考慮若然強迫受害人作供,必然會對其精神狀況造成巨大壓力,危害復原機會。律政司按現行法律認為本案中所剩證據連有表面證供都未必達到,沒有合理的定罪機會,才無可奈何地選擇撤控。檢控官如果不需理會受害人的情況,只顧迫受害人上庭作供,將決定定罪與否的責任推向法庭,當然是一件容易不過的事。但今次檢控官考慮了受害人精神壓力等因素,而作出這極為困難的決定,實際上是履行檢控一方的責任,我們不必苛責。

而事後律政司亦已重申,會慎重考慮各方提出的意見,重視相關人士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司法權益。

其實,除了在要將無良份子嚴懲,確保他們不可利用易受傷害證人的弱點而逃避法律制裁這一方面要作出改善外,歸根究底,於本案中,我們更應該追溯源頭,追問社署在發牌和監管上是否有遺漏和出問題,怎可能讓有前科的人(包括即使沒事有案底,但有不當行為紀錄的人),在毫無監督下繼續做院長而有機會再次犯案,一次一次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曝露於危險中。

問題亦延伸至這類院舍的供求問題,為何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家人要委曲求全、即使惡劣的院舍都迫於無奈要接受?

現實是,這類殘疾院舍,正如其他服務社會上弱勢社群如老人院等本應是公共服務的項目一樣,缺乏承擔的政府將其服務市場化,出讓給私營機構經營,我們如何期望以賺錢為依歸的生意人會做蝕本生意?不蝕本自然要降低質素或對質素的要求,而最終受害的自然是那些服務的受眾。

畢竟,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並非一盤生意,政府對其責任是責無旁貸的。

文:文浩正

(原文載於 2016 年 10 月 22 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