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做錯的時候,道歉的說話自然不能少。有的人會九十度鞠躬,也有人會聲淚俱下的說聲對不起。可是,在某些專業領域,道歉帶來的,不止是一份心意,很多時候還帶來承認過失的責任,隨時賠得傾家蕩產。因此,他們在交代失誤時,總是閃爍其詞,從不直接道歉,而受害者和家屬總是氣得七竅生煙。

為了鼓勵他們道歉,不少地區都開始立法,規管道歉字眼的法律責任。雖然道歉次數的確上升了,但它所帶來對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的衝擊,仍然是未知之數。香港在不久之前也提出了諮詢文件,希望引進,但觀乎香港的社會價值,引進這條法律,似乎適得其反。

道歉的效力

道歉,就是承認做錯了的責任。由於道歉所說的事大部份都不可能對自己有利,因此在法律上,會比較容易採納,當作供認不諱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證人而言,提出對自己不利的證供,很難在日後翻案。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例如作供時受威嚇或指使,證人指一開始的證供不是自己所想所為,不僅會令法庭懷疑證人可信與否,更嚴重可被當作假證供。所以,當人道歉時,承認自己的過錯,背後肩負的不僅是內心的情感,更加是可當呈堂的證供,隨時要負上錢銀代價。

一般人道歉可能沒什麼後果,但專業人士的道歉往往比語言本身帶來更多效果。專業人士不僅和普通人一樣,對他們所服務照顧的人有責任,他們行業的專業守則會要求更高層次的責任。再者,由於一般大眾對專業人士有期望和信任,若他們承認失誤,違反了專業守則的要求,那就不僅是錢銀賠償的問題,而是專業失德,後果是要被紀律處分,甚至「釘牌」。同樣,政府官員也應肩負著大眾的期望和信任,而他們的責任準則也相應地高。因此,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道歉的後果遠比常人大,而他們亦非常小心,經常將道歉以不同形式的「語言偽術」包裝。

道歉法的效力—道歉不帶責任

為了鼓勵道歉,不少地區都立法,規管道歉字眼運用的效果。這些法例大都指明,在某些場合下,道歉不帶法律責任,不當作供詞,或者不能呈堂。有些地區寫得更加細緻,例如口頭和書面道歉的分別,在不同場合的道歉效力,又或道歉字眼對責任的效果。就適用的人而言,有的地區指出法例僅供專業人士用,但其他地區則沒有明文限制。大部份的法例都有限制道歉法的應用範圍,有時更會明文將某些蓄意或嚴重疏忽的事件排除在外。

道歉法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鼓勵道歉文化。專業人士不肯道歉,一直為人詬病。再者,有很多有關專業人士的訴訟,受害者想要的,其實不是金錢或者其他種類的回報賠償,而只是一個簡單有力的道歉。可是,他們很難從這些專業人士口中得到道歉,除非法庭判決。現在的法例,為專業人士提供了更大的信心,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道歉,安撫受害者和家屬的心靈。

道歉法的問題之一——什麼是道歉?

道歉法帶出了道歉的本質問題。道歉有什麼用?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錯事已經發生,再多一兩句說話也是於事無補。有些人會指道歉是發自內心的懊悔,希望自己從未做過錯事,有的則會指道歉是希望對方原諒,抹去自己內心的責備。有的人則會指出受害者想要的,是做錯事的人扛起責任,並且願意賠償他們的金錢或心靈損失,他們才會覺得這個人值得原諒。

可是,道歉法的出現,將道歉的本質改變了。由一開始法例指出道歉不帶責任,就將道歉的意思改變了。現在道歉不負責任,那道歉只是說說而已?若專業人士要這樣才肯道歉,那道歉對他們來說,不就是說說而己,走走過場的儀式?不帶責任的道歉,還是道歉嗎?從小到大,我們的社會都教著,道歉就是承認責任,是道德的表現。現在若有法例的保護,那道歉還是道德的表現嗎?法例對社會道德的影響,遠比專業人士賠償的後果來得嚴重。

道歉法的問題之二——為什麼他們可以不計後果地道歉?

另一個部份,是為何專業人士或者政府可以不計後果地道歉。專業人士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在社會上也享有一定的地位,自然隨之而來的就是更高層次的信任和責任。可是,當有了道歉法,他們就不僅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會有了道德上的盾牌,從此道歉不必負責。當有人完全不用對任何人負責時,即使再熟練﹑再有道德的人,也難保不會犯錯。沒有責任,他們還需要小心行事嗎?這條假設的問題,恐怕沒有人能說得準。

再者,香港的諮詢特地將政府也加入在免責的範圍內,未免令人懷疑法例的真正目的。其他地區的立法,都沒有特地將政府加在法例適用範圍。香港政府的透明度江河日下,亦無民意授權,而唯一的民選機關權力有限。這些加起來,只會令人覺得政府想躲在這法律後,無節制地道歉,然後將責任撇得一乾二淨。

結論

道歉法不只是改變一句說話的法律含義,更是改變社會的價值觀。道歉法雖然能夠鼓勵更多人道歉,但它將道歉的意義根本改變,又將本來社會期許的專業人士保護起來,法例後果實屬難料。

文:洗樂石@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