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來說,香港法律界水準的確是很高,但有時總會有一少數例外。以下是一個例子。

好多年前,我參與過一單大案件,為客戶聘請了一位資深大律師與一位日常會為資深大律師做大多功夫的大律師。我們其實是先聘用資深大律師(叫他A吧),問他會想我們聘用哪位大律師去幫他。因為這案件的範疇在想當年算是比較專門,所以最終就找了一位出名做那範疇的大律師(叫他B吧)去輔助A。

B的工作模式是這樣的。他收了案件的有關文件而有時間翻看後,就十分勤力地做有關的法庭文件。期間,我們多次問他對案情的初步看法。其實我們事務律師團隊這邊已有一些看法,我們只是想看看一個對有關範疇較專門的人有沒有額外見解或不同的看法。我們亦在電話及書面上清楚說這是我們一貫做法、好讓我們不斷更新我們的形勢評估(因為案件複雜而對客戶的潛在影響極大)。我們亦理解最終輪到A去翻看文件與B的草稿時可能又會有另一番見解。不過,B總是對我們的提問左閃右避,只是不停對我們說「我會幫你們找最多、最好論據去讓你們的客戶贏!」

既然說得那麼自信,我們對他的「作品」有點期待。在這案件,我們與B同意,他先提供一個「工作草稿」給我們看看,然後我們先加插一些評語及意見才一次過拿給A去看及把文件整理。誰知,當B把「工作草稿」發過來後,我們的反應竟然是「吓?咁都得?」對,B真的是好盡力為我們找論據去「贏」。但這些論據的轉牛角尖程度去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文筆又十分「麻麻哋」,我們都不知從哪裡開始「執」份文件。長話短說,我們用完track changes去改、放評語及問題入份「工作草稿」後,給A看的版本是一份「滿江紅」的文件。A最終「彈」回來的「後期草稿」大多都同意我們的看法,而A附加的東西亦是我們同意的。A亦確認了我們對案情較審慎的看法,而不只是像B那樣盲推「我會幫你贏」。客戶聽了我們與A的意見,沒有盲衝、見好就收,在案件早期就與對家庭外和解,而且和解條件都算不錯。

我為何要說這件往事?因為如果大家平時看電視劇,就會以為大狀就一定是亦應該像B一樣,毫無懸念而扭盡六壬地找很「聰明」的論據為客戶帶來勝利。但在現實上,像B這種大狀就是我們行家最怕遇到的。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從沒有與大狀一起為客戶向法庭「推」一些很「吓?咁都得?」的論據。但在這些情形下,我們與大狀會私底下討論案情而對客戶解釋我們的隱憂,不只會毫無懸念地說「信我,我會找辦法幫你贏」。如果客戶因為各種與案件形勢沒有直接關係的理由決定繼續「去馬」,我們才打下去,而就算是如此都只會在沒有其他辦法下才拿出轉牛角尖的論據(因為很大機會會弄巧反拙,惹來法官對客戶的反感)。

所以,說到大狀,不是肯幫你戰鬥到底就一定是好的。如果他們是在評估一切及與事務律師、客戶討論一切風險才戰鬥到底,這當然是好。但如果他只是「盲衝」,只顧勝利、不顧風險,這是危險的,而如果事務律師不懂好好把關,最終受害的其實是客戶。這道理在打官司以外都是適用:有時我們以為找一個較願「衝」的689會能社會帶來突破,但原來他的強悍同「聰明」只是在傷害香港!

至於B,他某程度上真的是有少點689影子,即是始終有人BUY他那一套。不過至少對「見過鬼怕黑」的我和當年一起做那單案件的同事,我們的態度都幾乎是Anybody But B。

(撰文:曾費仁@法政匯思)(圖片來源:騰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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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 2016 年 7 月 22 日《852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