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剛剛畢業的法律學生,對四年來的課程還是歷歷在目。無論對商法﹑憲法還是刑法有特別興趣,香港的同學都別無選擇,「好唔好都要啃哂佢」。讀了四年甚至五年,學生固然有法律知識,但香港的制度,卻令想執業的同學「未學夠」,而想繼續進修研究的同學「未研夠」。再者,法律學院與法律界的關係,究竟是從屬﹑協作,還是支援呢?

筆者認為,香港的法律教育應該向著明確目標進發,為學生的出路作最大支援。無論學生希望投身法律界,加入學術界,又或以法律為基礎向政治或商業進發,法律學院的課程都應該有彈性,協助學生達成目標。除此以外,法律學院的課程,若是執業路,則應更迎合法律界的真正需求; 但若是學術路,則應該包括更多研究與探索類的課程。再者,法律學院在社會﹑大學和法律界的角色要分清楚,雖然要提供未來的法律執業者,但也不可以忽略其他同學的需求。

由辯論開始

早前,筆者有幸參與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的論壇,討論香港法律教育的何去何從。論壇上,有教授有感而發,指出香港法律學院的課程很受法律界的影響,有些科目的出現與他所想的法律教育大不同,因此加入該科純粹是受壓力。在座有律師應聲回答,指現在的法律教育與執業時所需能力完全脫節,在職律師幾乎可以將讀書時所得知識完全抛諸腦後。他們的對答,令全場的氣氛突然熾熱起來,律師和教授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辯論,著實令我獲益良多。

其實香港法律界,雖然重視教育,但近年來的討論重點,在於引入執業試,以取代現有的法律深造課程證書(PCLL),而較少提及整個課程的科目或內容。法律教育,不只是為法律界提供「生力軍」,也要傳道解惑,增進學問研究。現在的課程,又能兼顧彼此嗎?

課程結構及科目︰真的要讀那麼多嗎?

一般香港的法律學生,四年的寒窗苦讀是少不了的。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還在適應,學院也會安排較淺的科目。可是,隨著年歲增長,科目的難度也拾級而上,到了最後一年,少不免要與最難的衡平法﹑商業法與民事訴訟程序「過招」。這裡帶出了兩個問題︰一﹑為什麼法律學生就一定要讀完這些科目﹔二﹑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幾年讀這些科目?

法律學生要讀這些科目,不僅是學院的要求,其實也是法律界的要求。在方才提及的論壇上,不少教授都提到,法律界對課程和修讀科目都有意見,有部份科目甚至到了「每課每堂」般仔細。雖然近年的討論漸轉向執業試,但在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的週年報告中,各學院仍須向委員會匯報新開設的科目,亦要就及格率﹑畢業學生等數字向委員會解釋。再者,若要在香港成為執業律師,學生必先修讀十一個必修科,才有資格入讀法律深造課程。除非同學心意已決,否則這十一科,與必修科無異。

法律學生的課程設計,無疑是為了方便同學求職與學院運作。若課程太彈性,太視乎學生需求,那學院就要投放大量資源,廣招導師,以應付每年教授數十科的人力。可是,若課程是鐵板一塊,每年所讀的科目都預先安排,雖然會省卻大量重覆的人力,但令學院提供的科目寥寥可數。每年課程已定,亦令要往海外交流﹑又或本地實習的同學,在安排休學時變得困難。有時,若某指定課程只在秋季或春季學期提供,即使同學只休半年,亦要等待科目下年再開時方能修讀,變相休一年學。

課程內容︰「讀萬卷書不如做萬份letter?」

有人會形容,在學院讀的法律,與實際上的法律「差九條街」。筆者實習時,曾經聽過某律師捧著本White Book對我說︰「忘記了所有學問,只要有這本天書,九成問題均可解決。」亦有律師不諱言,「讀萬卷書不如做萬份demand letter。」這些現象,是反映了學科內容與法律界脫節,還是法律教育本身與執業根本無關?

課程內容有部份是學院指定,亦有部份是法律界要求的。就比較實用的科目,例如民事訴訟程序或商業法,內容是有法律界參與制定的,所以這些科目無理由與實際脫節太多。再者,其他在學院修讀的科目,事先亦有法律界的參與,不少教授導師本身亦有執業經驗。相信律師們對法律課程的意見,與他們未能科科躬自參與教授或設計課程有關。

另外,就筆者朋友們的經驗而言,不少律師都會期望實習生在律所上任時已經通曉法律知識與實務,卻忘記了他們只是在法律界中打滾數年而已。雖然學院的課程應該全面覆蓋常用的法律,但總也不能期望法律學生稍讀幾年書就「周身刀張張利」吧!記得筆者實習時,律所明白到同學的能力有限,不僅沒有嫌棄,合夥人更加特地抽出時間教授不同實用知識,又提供教材例子,務求令我們在律所「有野袋走」。

其實,若法律教育可以包括法律界,在同學實習時順道教授實用技巧,而非一味只靠法學院,說不定會有更好的表現呢!

法律學院的角色︰是職業訓練所﹑學問象牙塔,還是可以取得平衡?

這就帶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究竟法學院是律師的訓練場,還是研究學問的地方?在論壇上,參與者都眾說紛紜。有的律師以英國的統計數字為理由,指出五成當地律師都並非在法律學院修讀法學士,因此認為律師資格和知識與法律學院無關,而學院則應專注研究。相反,香港的法律學院普遍認為學院應該有責任為法律界提供合適的人材,而學生在入讀時,亦經常以成為律師作目標,盲目地只做學術,不符合他們的期望。

筆者認為,只要法學院將培訓法律界人材和啟發學生法律研究分開兩部份,問題會較易回答。當然,大部份香港學生在選擇入讀法律時,都是以成為律師為目標,而他們雖然亦會對法律學科的學問有興趣,但對實用知識或學科就更加適合。有不少同學雖然入讀法律,但他們只以學科為基礎,發展其他事業,例如政治﹑財經或傳媒,他們或許對法律有興趣,但要將訓練律師的一套強加他們身上,只會無功而還。至於少數以研究法律為目標的同學,要他們去學習如果寫法庭文件,殊不適合,亦會浪費了他們在大學的寶貴青春。

因此,若法學院及在香港法律教育制度上,清楚分開執業者﹑研究或純本科的出路,並且就同學的喜好,讓他們自己選擇修讀的課程,甚至將執業者的學位搬至本科後,未嘗不為好方法。

結語

香港的法律教育,一開始就假定了每個學生都想成為律師。這套思維在學位貧乏的七八十年代,當只有2%的中學生能進大學時,或許合適。但到了今時今日,不僅大學學位多了,畢業生的出路也多了,以不變的課程應對萬變的社會和工作環境,似乎是時間要多研究改革了。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會員已經在去年就法律教育諮詢公眾,希望他們今年的報告,會有一番新驚喜吧。

文:冼樂石@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 2016 年 7 月 20 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