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書店事件,隨著各人逐漸露面而告一段落。這件號稱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盡失的事件,揭露了香港政府除了與港人虛與委蛇,迴避問題外,根本保護不了自己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實在是香港人的悲哀。

作為香港人,在中國的主權下,無力為自己人取回公道。可是,若香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話,那它又可以如何為受害的公民「出頭」呢?其實每個主權國家都有權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他國無理或非法侵害。在國際法上,這權力喚作「外交保護」。

以下,本文將會以香港有權行使外交保護權為前提,討論在類似情況下,政府可以動用什麼手段,保護受害者的人權,又或為他們受到的傷害追討賠償。

什麼是外交保護權?

外交保護權,其實並非常人想像的,國家握在手中隨時動用的權力。相反,它平時不會出現,僅在國民受到不公對待﹑殘酷待遇或其他無理侵害他們權益時,這些公民所屬的國家才可以引用外交保護權,為不在自己國土上的公民爭取公義。

除此以外,外交保護權,其實沒有實際的「權力」。平時我們常說的權利,例如人權等等,它們都有實際上保護的範圍,例如言論自由保障了個人的出版﹑發佈﹑自由思想的權力。可是,外交保護權只是手段,令國家可以保護公民而己。

要留意的是,一般人理解的外交保護權,應是指外交使節及國家要員的「特權」。在國際法上,這權力的正式名稱為「外交豁免權」,保障這些人在代表本國主權時,不受他國法律的管轄。例如,若外交官在派駐國犯了交通規例,他不必理會當地警察,亦不會被檢控。當然,大部份外交官都不會無事生非,恣意妄為。

保護誰?

首先,只有本國公民受害,國家才可以引用外交保護。這道理很簡單︰不是你的國民,你為什麼有權力干涉他的事呢?再者,不是你的國民,那他受害時,他所屬的國家應該挺身而出,而非其他不相干的國家。

可是,在銅鑼灣書店的情況中,李波的情況,衍生了難以解決的國籍問題。李波是英國公民,持有英國護照,但根據中國法律,所有在中國出生的人都自動成為中國公民。再者,李波在電視上親口要求放棄英國國籍。問題來了︰哪國可以有權保護他?雖然國際法上有先例,指出在外交保護上,雙重國籍的人,若一國要為他出頭爭取權益,首先要得他最有關係的國家出頭,然後才到其他國籍的國家。在他的例子,最有關係的國家必定是中國。可是,只要英國願意證明李波對英國的關係遠比中國重要,又或就本次事件而言,李波的英國國籍比中國更重要,他就可以受英國的保護。當然,英國會否如此「出位」地保護自己國民,就另當別論了。

怎樣才叫受害?

受害者,在外交保護的層面,和一般人的想像也有不同。普遍來說,國際法上的受害,都在2001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制訂的《就國際不當行為的國家責任草約》中列明。簡單說,只要侵害國的行為違反了它的國際責任,例如違反條約﹑習慣國際法,又或其他非常不恰當的行為,而以國家之名行事,那就是侵害了受害人的權益。

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擄走的五人,他們的權益很明顯地被中國政府侵害了,而這些被侵害的權利,正正就是草約中列明的侵害行為。就如上星期的文章所言,他們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得有律師代表的權利都被中國政府無理剝奪了,違反了《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第九條及十四條的保障。除此以外,禁止林榮基及其他人到當地法庭申冤,又或逼使他們放棄律師代表的權利,本身亦違反了一直以來國家之間不阻止受害者在法庭尋求公義的習慣法。

啊⋯那只要有人受害,國家就可以出頭,對吧?

不對!國家雖然有提出訴訟的權利,即使公民真的受害了,若他未曾在侵害國完全地經法律或其他程序尋求公義,那他的國家就不可以為他在國際舞台上「出頭」了。可是,當不可能尋求本地協助,又或即使尋求也是徒然時,那這程序要求就可以免去。

對於銅鑼灣書店事件的受害者,讓他們先在中國的法院裡討回公道,簡直就是癡人說夢。林榮基已經明言他被逼放棄律師辯護的權利,而其他人亦從未有在法院上申訴自己的情況。從桂民海被出鏡認罪﹑李波被接受訪問放棄國籍,再到林榮基指「連劇本都寫好的訪問」,要求中國的司法制度為他申冤,無異與虎謀皮。

國家出頭了,那可以換什麼回來?

國家為受害者對侵害國家提出交涉或訴訟,最後得來的,有時和被侵害的人或事完全沒有關係。大多數時間,國家會先與侵害國提出外交的交涉,由政府間溝通,嘗試解決問題。若交涉成功,受害者會有機會取回失去的東西,例如被無理沒收或徵用的財產,又或釋放被故意扣押的人或貨物。可是,若交涉失敗,又或政府不願交涉,受害國政府可以告上國際法庭,要求在超然國家之上的判決。雖然法庭的裁決未必能夠實際執行,但最少受害者的公義可以得到申張認可。

可是,若果是失去的營商機會,或者其他相類似的無形資產,那國家就很難換些什麼回來。有時候,在國際公法的訴訟當中,國家之間會商擬提出金額,作為這些無形資產的賠償。當然錢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但有個數字,總是個開始。

除了這些有形的賠償外,國家在訴訟中還可以要求國際法庭頒令,禁止侵害國繼續行為失當。只要受害人的國家能夠證明,侵害國在訴訟時還在繼續行為失當而侵害了受害者,或在類似情況的人,而這行為失當是在國際法上禁止或不被接受,那法庭會頒令,禁止侵害國繼續這些行為,甚至會要求侵害國將情況回復到未受侵害前的情況。

若香港有能力為銅鑼灣書店事件受害者出頭,那他們最有機會獲得的,可能只是國際法庭的一紙判決。中國雖然有派出法官擔任國際法庭法官,但一直都非常抗拒國際法的管轄。對於中國而言,國際法是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藉口,被既有的世界強權操縱。因此,中國在國際法庭不參與﹑不興訟,更不會與訟。即使國際法庭容許香港單方面開庭,中國亦不會理睬。

那將事情交到國際法庭,豈不是對牛彈琴?非也。雖說國際法庭的判決不能強制侵害國執行,但有其法律效力,只要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它可要求中國執行判決。再者,判決雖然本身沒有多大效力,但其道義上的影響卻無可限量。沒有國家願意被國際法庭判為違反國際法,而且中國正在希望晉身大國之列,「面子工程」尤其重要。嘴上說著自己多麼偉大,但背後卻被廣受尊重的國際法庭評為背棄國際責任,似乎看上去不太好吧。

結語

銅鑼灣書店事件,表露了香港人身份既脆弱又尷尬。在外遇事,香港政府除了再三強調已在處理外,實際上根本無法保護香港人的權利。即使香港有權在國際舞台上為自己公民申張正義,面對蠻不講理的鄰居,國際法的保護仍是杯水車薪。不過,有法可依,有權可維,總比無依無據的口號強,而國際法賦予的權利,或許一天會為香港派上用場。

文:冼樂石@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