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事件,就和李波一樣,狠狠地在港人心中敲響了一國兩制的警鐘。正如大律師公會主席所言,「香港人最恐懼的事情已經發生。」每個香港人的心中,即使持有不同立場,都總會問︰「難道中央,真的把一國兩制全都放在腦後了嗎?」這題的答案,恐怕只有中央才能回答。

本文不能代表中央回答,亦無意猜度,但有關林榮基的扣留和待遇,作為對人權小有認識的法學生,豈能視而不見。因此,本文希望從有限的資訊中,找出林先生所受的苦楚,並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分析事件。

簡單來說,雖然中國有其符合國情的司法和監禁制度,但本事件不但完全不符國際人權準則,於法於理亦有所虧欠。中國要成為世界所尊重的大國,前路還是荊棘滿途。

事件始末

關於銅鑼灣書店的事實,今天還是眾說紛紜,可是無論李波又或林榮基,他們所描述的事實有部份相似,而都包括中國政府的執法行動。

李波和林榮基的事件都離不開銅鑼灣書店,亦離不開中國政府。銅鑼灣書店位處駱克道,一向以售賣及代寄內地「禁書」馳名。這些「禁書」以揭露中國政府秘密為主,間或有提及領導層的醜聞或逸事。事發時,李波是銅鑼灣書店的股東,而林榮基則是書店店長。

銅鑼灣書店一直在中國的「眼皮」下運作,而事情在八個月前開始惡化。林榮基在去年十月往中國時被海關扣留,然後輾轉帶到寧波監禁審問,期間雖然有被間接告知所犯何事,但未曾上庭,更不用說律師協助了。他在脅逼之下,免去自己聘任律師和聯絡家屬的權利。他經常被日以繼夜﹑無定時的審問,又被逼講出營運書店的詳情,包括訂書寄書詳情,以及客人資料。審問過程中,調查人員無意中洩露自己是「中央專案組」的人士,但從未正式表露身份或所屬部門。

至於李波,事情就更撲朔迷離。雖然銅鑼灣書店的職員一個又一個失踨,但擁英國國藉的李波在一月初失踨的消息卻特別令人關注。李波妻子在他失踨當日收到來自深圳的「報平安」電話,但發現他的回鄉證仍在家中。雖然日後他接受訪問,強調自己是「以自己方式回到內地」,又指自己自由及安全,是自願到內地協助調查,但被「強力部門」擄至內地,禁錮並審問之說仍然甚囂塵上。

國際人權準則︰中國適用嗎?香港又適用嗎?

本文旨在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分析事件,自然不得不介紹國際人權法的基礎。代表國際人權準則的文件很多,但同時對中國及香港適用的準則卻鳳毛麟角。可幸的是,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已經簽訂了1966年生效的《國際政治與權利公約》,和認可了1949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前者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人權準則,而雖然後者沒有法律效力,但所載之言,仍經常為世界各地所採用。其中,《公約》保障了各成員國公民的政治權利與基本人權,例如生存權﹑言論及宗教自由,又或免受歧視等等。

當然,一旦他人評論中國的人權狀況,總有人會站出來表示「只有中國人才最有資格評論中國的人權狀況」,又會說「中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促進和發展人權的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權…」總而言之,中國似乎有與世界不同的人權準則。可是,講到世界的人權標準,就不輪到中國說了算。《公約》起草時已經預視到國家間對各種人權的詮釋,因此成立了人權委員會,專門就《公約》的條文及其他相關人權作有權威的補充解釋,又或就有加入申訴機制的國家公民仲裁國家的人權侵害。這超然於國家的委員會不時發表意見,就會員國落實《公約》提出準則要求。委員會對中國的人權狀況經常表示憂慮,而近年委員會的屬下小組亦有就香港警察的執法行動表達關注。

人身自由與監禁

林榮基在內地被禁錮超過八個月,李波「被自願」回到內地助查,當局已經嚴重侵害他們的人身自由。禁錮本身已經違反《公約》第九條及第十四條,尤其是他未有律師協助﹑不依法律監禁,更未能保障他免受無理監禁的權利。

林榮基及李波的禁錮沒有清楚的法理基礎,己經違反了《公約》第九條第一及二節。該兩條列明,監禁或拘留須有法理,亦要在拘留監禁之初清楚解釋拘禁理由及法律依據。林榮基在被海關扣留直至數月後才模糊知悉自己為何被捕,但拘留人員又未能清楚講明他所犯何罪。我們亦從未得知李波為何「被自願協助調查」,僅指出是為姓桂一案助查。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囚犯或嫌疑人應該儘快獲知自已被囚禁的原因。由於他們都未有人清楚說明所犯何罪,因此本次程序完全不符《公約》第九條第一及二節的要求。

林榮基及李波的禁錮未經法院或公訴程序,已經違反了《公約》第九條第三節。該節列明,若有人被監禁,他應該儘快帶往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員席前,決定是否繼續囚禁或釋放。可是,他們倆人被扣留的時間從未被帶到任何法院,亦未經任何檢察或法律程序。因此,當局的做法與《公約》第九條第三節的要求相違。

林榮基被迫放棄律師協助,違反了《公約》第十四條第三節。該節要求若有人被落案控告刑事罪行,扣留當局應該容許他有相當的時間和便利接受法律服務。本次案件中,林榮基被告知違反了中國刑法中的條款,又違反了《經營法》等中國法律。姑勿論林榮基是否在這些中國法律的管轄權內,由於他涉刑事罪行,所以當局應當提供機會讓他接受法律意見。相反,當局在威脅之下要求林榮基放棄自己權利,導致他未能接受法律的保護。這做法也與《公約》第十四條第三節的要求相異。

出版及言論自由

除了人身自由外,林榮基的出版及言論自由也被侵害。雖然未有「焚書坑儒」,但威脅書店職員,甚至禁錮綁架,為書店及書商帶來無形恐懼,收窄言論及出版自由的空間,違反了《公約》第十九條保障思想、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條文。

雖然書商、作者及出版社未受直接影響,但今次打壓書店店員,卻令前者襟若寒蟬。《公約》第十九條保障了人人得持自己主張,並可自由發表意見,包括印刷書籍。這些自由雖然可以限制,但僅限於保障他人名譽,阻止國際罪行如種族屠殺,又或國家安全及治安等考慮。書店售賣的書雖然或許涉及中國的內情,但講講習近平的情史,在世界準則看來,絕對與國家安全扯不上任何關係。再者,打壓書店雖然未有直接影響出版書籍,但卻會引起寒蟬效應,令作者﹑書商等自我審查,就如著名「禁書」作者金鐘決定離開香港到美國,便是一例。因此,打壓書店此舉實際是違反了《公約》第十九條的保障。

結語

銅鑼灣書店以前代表著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現在卻代表著它的侷限。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包裝,它仍是目前為止,對一國兩制衝擊最大的事件。九七年以來的自由、人權和法治,到了今天,竟然彷如隔世。今日中國政府能調查香港的書局,他日難保不能調查香港的政黨、報章和市民。

銅鑼灣書店的人權侵害毋庸置異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可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極難在國際社會中尋回各受害者的公義。下星期的文章將會從另一角度,在假設香港為一主權國家情況下,如何利用國際法,為受害公民就類似事件「出頭」。

文:冼樂石@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 2016 年 6 月 21 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