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意大利法院判決一個在超市偷食物的被告無罪,原因是「他偷取少量食物,乃是出於『即時及必須的營養需要』以維持生命」。輿論似乎都支持此判決,因為判決彰顯了「法律不外乎人情」。

我對意大利法一竅不通,對上述偷食物案的事實及細節也幾乎一無所知,亦同意法律並非鐵板一塊,但假設事情發生在香港,又假設我是法官,我很難想像我會單單因為被告有「即時及必須的營養需要」而判其無罪。我認為,我們可以因同情被告而輕判,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因不想懲罰被告而指非為是,把偷竊的行為說成無罪。畢竟,法律的功能,除了懲罰罪犯,更是判斷是非對錯,並按社會的道德標準,訂定行為準則。

在香港,法庭在判刑等方面有很大的酌情權。一般來說,有關條例只會訂明最高罰則,但最高罰則一般只適用於最嚴重的犯罪情況,而判刑時,法官會考慮所有相關事項如被告的個人情況(年齡、健康、犯案紀錄、是否認罪及有沒有悔意等)及案情(罪行性質、犯案原因及過程、是否有預謀等),再酌情處理。

假設該因挨餓而偷食物的事情發生在香港,根據《盜竊罪條例》 第9條,犯罪最多可監禁10年,但如果法官同情因挨餓而偷食物的被告,可以在定罪後,再考慮上述的事項,決定是否輕判如判緩刑、社會服務令等。這樣,既可給予社會「偷竊有罪」的信息,同時亦可照顧被告的情況。

法律條文一般都清晰說明法庭行使酌情權的指引及限制,因此,當法庭行使酌情權時,仍是有法可依;而有關法官在判決時,亦會說明自己是在行使酌情權,並解釋如此酌情的原因。換句話說,「人情還人情,法律要分明」,法庭判案時,所有決定,包括酌情權的行使均必須有法律及充份的理由支持,並且公開透明、清晰而具確定性,否則市民難以知道特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除了法庭,社會其他公職人員,權力亦是來自法律,法律亦很多時會賦予他們一定的酌情權,目的是令公共行政暢順,他們運用酌情權亦必須合乎公眾利益。但有些人(被)行使酌情權的方式,卻令人非常懷疑。舉例說,明明按機場保安程序,行李必須同行同檢,然而有機場人員懷疑因受壓而(被)運用了酌情權,特事特辦,把行李不隨物主地送進禁區。如此(被)運用酌情權,是否理據分明,合乎公眾利益?如果答案是否,那即代表有人濫權。比濫權更過份的是,有人硬把濫權偽裝成合理使用酌情權、把酌情和規矩混淆、把特權說成是常規,顛倒是非,指鹿為馬,這決不是一句「法律不外乎人情」就能開脫的。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撰文:Alicia Jon@法政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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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 2016 年 5 月 12 日《852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