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潔媚

去年10月,中秋過後,那個晚上任建峰怎也忘不了。他和家人還在趕往療養院的路途上,電話響起,聽筒已傳來噩耗,說謝燕儀斷了氣。「小時候,她很喜歡躺在牀上裝斷氣來嚇我,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她真的斷氣一刻,那一刻,我腦海中卻不知道應該想些什麼。」任建峰回憶時一度哽咽。

年屆四十,執業律師兼議政組織「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是母親謝燕儀在艱難中將他撫養成人,屋簷下的矛盾卻難為外人道;可惜謝燕儀於2013年確診肺癌,去年 10月離世。自小與母親飽經風霜的任建峰,面對首個失去母親的母親節,始終未能抹去心頭一片寒,只能以沉默追憶,「半年來,我不時夢見她,兩個人很平淡地閒聊,夢裏她很好,沒有痛苦」。

依靠

任建峰不忍母親再受苦難,或許他自孩提時已目睹太多。1986年9月,身形瘦削的謝燕儀帶着10歲的任建峰,遠赴澳洲墨爾本與任父相聚,任父卻因生意失敗被捕入獄。為申請法援,謝燕儀將房產二按,大屋頓成負資產,自己更賠掉半生積蓄。任建峰仍記得那段惶惶終日的歲月:父親被捕當天,家中只餘5澳元,謝燕儀設法籌來保釋金,餘額剛好買來發霉熱狗充飢;後來債主臨門滋擾,對方圖強行入屋,謝燕儀急得將丈夫推到門外,反鎖大門與兒子躲在屋內避禍。

不過,任建峰眼中,謝燕儀絕不薄情。任父坐牢兩年多,監獄規定家人只可攜帶兩份報章探監。謝燕儀見看守者不諳中文,偷偷將華文報章中的廣告裁走,將每周6份報章砌成兩份運進去,每次「剪接」要花上3小時,「她覺得做人要有道義,不可以在對方最無助時拋棄他。可是有時我想,如果監獄規定更嚴格,她就不用這麼辛苦。」

為了兒子,謝燕儀強悍起來,到免稅店和六合彩店打工、教廚、任醫務所接待,日復日辛勤工作,望還清債務,更望子成龍,「旁人都勸她,讓我及早工作幫補家計,她卻懶理,認定我是讀書材料。」謝燕儀睡前習慣讀報、看港劇影帶,更愛與兒子聊聊天,訴說工作瑣事。謝燕儀沒有倒下來,任建峰是唯一原因,但兩母子誰是誰的倚靠,卻總是說不清。

感染

日夕相處,任建峰處事總有謝燕儀的影子。為了生計,謝燕儀日以繼夜工作,任建峰看在眼中,深明金錢重要,大學高峰期兼任講師及研究助理,每周工作20小時,更在獎學金「利誘」下報讀碩士。2001年為了高薪及發展機會,任建峰決定回港考取法律學深造證書(PCLL),至2005年年初終為香港執業律師。

母子倆愛「抱不平」的性格也很相近。當任建峰還是小學生時,謝燕儀已是學校常客。學校規定學生寒冬仍需穿短褲上學,謝燕儀不服,反過來要求男老師「效法」學生,結果學校准許男學生穿長褲上學去。任建峰曾經被老師罵哭,說他像猴子,謝燕儀聽說此事,跑到學校要求老師道歉。有老師放產假,學校安排每周換上一位班主任頂替,媽媽要求校方不要把人換來換去。後來謝燕儀在澳洲免稅店工作時,因目睹上司盜竊而被打壓,精神幾近崩潰,那時卻是大學生任建峰,拉着母親到工會討回公道。

二人回港後積極投身社會事務,03年七一遊行,任建峰還在猶豫應否上街,謝燕儀反問一句「怕什麼」,結果他們一起見證50萬人上街壯舉。2014年8月,任建峰宣布通過對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對着鏡頭崩潰痛哭後,深夜便收到母親來電,說自己受到鼓舞,整個人也精神起來。同年,患癌的謝燕儀要求兒子助她登記作佔領中環義工,希望在最後歲月為社會運動獻身,遺願之一,是希望港人能夠爭取真普選。2015年年初,任與法律界人士成立議政組織「法政匯思」任召集人之一。敢言母親,造就為公義發聲的兒子,日子有功,二人才能相輔相成。

雙刃

在這秤不離砣的歲月中,緊密的親子關係卻如雙刃劍,拿揑不準的母愛容易令人窒息。有些心底話,壓在任建峰心頭多年不敢說,「一直以來我們的模式是,她是母親,我是兒子,她全心全意為我,而我要絕對服從」。任建峰說母親雖外表剛強,但曾受上司打壓,弄至精神緊張,內心缺乏安全感。自他組織家庭後,謝燕儀尤其害怕失去兒子,又與媳婦性格南轅北轍,一家人關係崩緊,「太太從事資訊科技,不會花言巧語,而媽從事推銷員多年,習慣與說話圓滑的人相處。到我兒子出生後,談到如何管教便出事」。

儘管任建峰對母子如何鬧僵輕描淡寫,但終究無法否認它帶來的惡果。2012年他飽受情緒困擾,一度有輕生念頭,「那時想不通,明明已經熬過最困難的日子,卻不懂如何面對母親,每次見面也很緊張,不想做人」。他聽從上司建議,接受心理醫生輔導,醫生要求約見謝燕儀:「某程度上是與她對質,直接告訴她(某些做法)很影響兒子成長,過去我一直也是聽她說,我是『光緒』,她是『慈禧』,當然她從沒傷害我,但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個獨立個體。」會面產生化學作用,二人相處多年卻要由零學起。任建峰開始爭取與母親「對等」地位,謝燕儀也努力消化兒子已長大成人的事實。

患病

化解心結非朝夕之事,偏偏2013年謝燕儀確診末期肺癌,去年4月病況急轉直下。8月時,任建峰生日前夕,親手將母親送進療養院。他自覺狠心,「那是沉痛決定,因為你知道送她走,她的生活質素不會改變,進去只是等死,永遠離別她的家」。那為何仍要送她走?「她已失去自理能力,加上她英文退化,後父是澳洲人不懂粵語,所受壓力已到頂,那是別無他法。」

身體被困病榻上,謝燕儀用心眼看得更真。從前不咬弦的媳婦,竟也放下尊嚴,為自己清理大小二便與洗澡,讓她再也無法否定對方的賢淑。任建峰亦珍惜謝燕儀在療養院的最後歲月,平日上班花兩小時來回療養院,爭取午飯時探病十分鐘。周末,他與家人買點心探望母親,重演一家人上茶樓的溫馨時光。任建峰於2014年親撰文章《我老母教仔》,大讚母親育兒有道,哄得她笑逐顏開,「一般人會在至親離世後才寫,我特意在她還清醒時寫的,讓她知道,兒子在眾人面前稱讚她」。

謝燕儀日漸消瘦,至僅餘70磅,最後一次回家團聚是去年中秋節,「那是9月尾,她已不太能說話,但那天餵她吃東西,以她當時狀況而言胃口算不錯」。兩星期後,謝燕儀便離世。那夜,任建峰與家人還未趕到療養院,已從電話傳來噩耗,說謝燕儀斷了氣。任哽咽:「小時候,她很喜歡躺在牀上裝斷氣來嚇我,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她真的斷氣一刻,那一刻,我腦海中卻不知道應該想些什麼。」

追憶

謝燕儀離世後,任建峰只顧為她尋找教堂辦喪禮,上月底才辦妥骨灰位,償了母親遺願。回想前塵往事,他只記得這樁病牀邊的小事。謝燕儀病入膏肓,總是神志不清、嘔吐大作,或厲聲呻吟,照顧者壓力難當。但每當她稍為清醒過來,總會愧疚說,「兒子呀,我也不想這樣,其實我最疼愛的是你」。「她這樣說,你會明白,無論兩母子怎樣改變,有些事是不會變。沒有她,我就沒有現在。」任建峰紅着眼說。

(原文載於 2016 年 5 月 8 日《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