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one deserves a defense. Every person matters.” Tom Hanks飾演的James Donovan在Bridge of Spies(換諜者)中說服他的妻子容許他為被控間諜罪的Rudolf Abel出庭辯護時深信不疑每個被告都應有抗辯的機會。

Bridge of Spies講述上世紀五十年代冷戰時Rudolf Abel因涉嫌替蘇聯在美國當間諜而被捕。為了讓Abel的審訊看來公正,紐約州律師公會草草找來本身是保險律師並很久沒有接觸刑事工作的James Donovan為Abel辯護,Donovan在家人的反對下接下這差事。但無論是主審法官、檢察官和Donovan的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都不預期Donovan會盡力為Abel洗脫罪名,因為他們早已認定Abel是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間諜,因此死有餘辜。更大的阻力是當傳媒大幅報導Donovan是Abel的辯護律師後,他受盡左鄰右舍的白眼,連兒子也不理解他為何要替美國人的敵人辯護。

即使在審訊中Donovan指出控方不依法律搜證,因此部分重要證物不應呈堂,但法官最終仍裁定被告罪名成立,然而出於政治的考慮,法官並沒有判處Abel死刑而是判監三十年。法官沒有處死Abel的決定令公眾嘩然,紛紛質疑和抨擊他的決定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另一邊廂Donovan決定因刑期過長而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後,先是他的家被陌生人放冷槍襲擊,接着連他的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也疏遠他。Donovan仍堅持上訴至高法院,但最後以五比四的比數被駁回。電影的下半部講述Donovan獲美國國務院暗中指示與蘇聯商討以Abel交換一名被蘇聯擄獲的美國偵察機機師和一名被東德政府囚禁的美國大學生。Donovan最終不負所託救回兩名美國人及將Abel送到蘇聯政府手中。

James Donovan為Rudolf Abel辯護已是超過半世紀前的歷史。然而這個咸豐年前生活在太平洋彼岸人物的遭遇對活在二十一世紀今天的香港人來說卻是一點都不陌生。

不過是數星期前便有執業大律師因向旺角騷亂被捕者提供法律意見而遭口誅筆伐,甚至因被指沒有事務律師指示這些缺乏事實支持的指控而被投訴至大律師公會。至於紐約州法官因沒有判處Rudolf Abel死刑而挨批那一幕則在最近數月不斷在香港重演。遠的有佔領運動過後竟然有立法會議員以「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來暗批香港法官姑息縱容佔領運動的參與者。近的則有前廉政公署專員質疑裁判官准許旺角騷亂被捕者保釋候審的決定,甚至鼓吹網民「起」這裁判官的「底」。全國港澳研究會會議參與者則在差不多同一時候將旺角騷亂的發生歸咎於法庭判刑過輕以致阻嚇力不足,更進而提議將經常輕判「攪事者」的法官名單公諸於世,間接向名單上的法官施壓。

何以在不同時空均有律師和法官被評擊?也許可從Bridge of Spies的故事背景尋找線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正經歷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帶來的恐慌和蘇聯核武的威脅,加上美國政府的宣傳和對鐵幕國家所知甚少,一種源於不瞭解的恐懼便油然而生,同時誇大了蘇聯對美國的威脅,草木皆兵的感覺就此形成。仇視所有與蘇聯扯上關係的人便是在這情況下產生,結果是美國國民瀰漫着一種將消除敵人威脅凌駕其他所有價值的想法。在巨大的威脅和仇恨面前,包括公義、法治等美國立國的精神通通都要擱下不顧。James Donovan因為替美國人的敵人Rudolf Abel辯護,於是被視為「幫凶」,對Abel的仇視便蔓延到他身上。

返回今天的香港,這種敵我矛盾的心態也許能解釋對社會運動或騷亂被捕者的仇恨是如何延伸至律師和法官身上。然而冷戰時代的蘇聯是一個真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敵人,但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班常被標籤為「攪事者」的一群是否真的對社會有威脅?還是只係當權者所製造出來的假想敵人?這類統治者製造敵人的技倆早在五十年代已被George Orwell識破,《1984》中的極權國家Oceania永遠與鄰國作戰的目的就是要用一個長期有威脅力的敵人去轉移國民的視線,將鐵腕統治永遠地合理化。如果香港存在一群體威脅到社會繁榮安定這種想法不過是統治者堆砌的假象,那香港人值得為這些虛構的敵人而毀壞支撐香港社會的基石-法治、司法獨立等價值嗎?

Bridge of Spies有一幕講述一CIA特工要求James Donovan基於國家安全,撇下他對當事人Rudolf Abel的保密責任(Attorney-Client Privilege),向CIA透露Abel間諜工作的詳情,Donovan斷然拒絕: “I’m Irish. You’re German. But what makes us both Americans? Just one thing. One, one, one. The rule book. We call it the Constitution, and we agree to the rules, and that’s what makes us Americans. It’s all that makes us Americans…”

這幾年社會對香港人的定義有眾多不一致的觀點。按James Donovan的邏輯,真.香港人應該是在認同香港憲法的前提下尊重每個香港公民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It’s all that makes us Hong Kongers. 因此像敵視協助被告行使憲法權利的律師或按法律作出裁決的法官,做出這等與香港憲法精神相違背的行為便不可能是真.香港人。

文:Mark Lam@法政匯思

(原文載於 2016 年 3 月 15 日《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