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人士時常都很喜歡批評與他們政見不同的人士或媒體用所謂的粗劣語言。屈穎妍近日在她的《晴報》專欄就此批評毛記電視在兒童唱的歌內用「老竇老母」(她亦順帶批評之前一些大學生、年輕人、老師用粗口的事件;〈我不懂,我陌生,我害怕〉,1月15日)。何君堯曾批評粗口歌罵警,亦曾譏諷大學生以粗口「打情罵俏」。吳亮星亦在2013年9月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曾投訴「反對派」議員講粗口。

這一切使我想起明朝兩位人物。袁崇煥是明末的軍官。他多次在東北邊疆擊退當時的後金國。後金國最終要靠誣衊袁崇煥已向其投誠才能促使袁被明朝處決。袁崇煥帶軍時最出名的吶喊有6個字,後3個字是「頂硬上」,但前3個字是一句向敵人母親表示敵意的粗口。這當然是不吸引的用詞,但袁崇煥始終仍是一位有原則、有堅持的人物,不會因為區區一句粗口就變成一個大壞蛋。

比袁崇煥早期一點的高官還有嚴嵩。他除了是高官,還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他有一流的文筆,而詩內亦不乏發表不戀棧權位及對田園、家鄉嚮往的高尚情操。但他亦是被史書列為明朝六大奸臣,貪贓枉法、收受賄款、吞沒軍餉、迫害異己等惡行通通齊全。這種文筆優雅但人格破產的分裂使到連其清官父親曾被嚴嵩陷害的王世貞都只能這樣評價嚴嵩:「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

對個人品性社會健康沒大關係

所以,粗口或類似粗俗字雖然在某層面上不好聽,但其使用對於一個人的品性或一個社會的健康是沒有大關係的。高尚人格的人可以因為性格豪邁或為了處理壓力而講低俗的話,文字上以清高自居的人亦可以是斯文敗類。人類使用低俗詞彙更是一個跨文化、跨階層、跨歷史紀元的現象,不見得曾有左右歷史的巨輪。而且,如果要提到香港社會論政的粗俗語言使用情况,這絕不是反建制人士的專利,建制派亦有參與其中。黃宜弘早在2003年就已經邀請香港人欣賞他的中指,而馬恩國亦曾以英文粗口說梁國雄不是一個中國人。

再者,在我們當下這個社會,其實有不少言論是比任何的粗口或粗俗言語更荒唐、對社會的傷害更大。就以這文章開始時提起那幾位批評他人用粗口或其他粗俗言語的人為例,屈穎妍曾說賣「禁書」的人「食得鹹魚抵得渴」。但這些書明明在香港不是禁書,而是合法及其出版權利是受《基本法》保障的。原來連做合法的事懷疑被違法綁架離境都是活該?何君堯曾經在《城市論壇》當眾要求文化界人士鄧小樺示範行為藝術而脫衣服,這又很斯文嗎?又或者他近日受訪時以荷李活電影《職業特工隊》及美軍在巴基斯坦殺拉登(這事在國際法上是有爭議性的)來為李波「被自己方式去內地」護航,不算是無視一國兩制嗎?吳亮星在立法會內以引述傳聞為由誣衊李波去內地嫖妓被捕(然後就事件「道歉」後還自豪地說他引述這傳聞時很有技巧地用「李咩」而不用「李波」),難道這又是尊重他自己立法會議員身分的言論嗎?

老實說,如果要我在聽以上涼薄、無稽「毒話」或聽粗口之間作選擇,我寧願聽粗口。

(作者按:以上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原文載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明報》)